转《张佺：内心需要什么，我就肯定会选择什么》
事出有因so
张佺肖像照片提供/张佺
2015年10月24日，野孩子乐队二十周年纪念音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顺利举行，除了野孩子乐队，吴吞、胡德夫、小河、万晓利、周云蓬等两岸民谣音乐的中坚力量作为嘉宾也悉数到场参加表演，这场160分钟的音乐会被媒体称为中国民谣的标志性事件。
音乐会的结尾，47岁的乐队主唱张佺如是说：“如果不提二十周年，我真的没有意识到有一件事情让我身在其中那么长的时间。所有过去的失败和骄傲，所有的聚散离合，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和很多人一样，我也奢望下一个二十年后我们还能坐在台上，像我年轻时总会想起的诗句那样——光阴如水，光阴如火，我们在大地上只唱一生。”
2018年6月，野孩子乐队发布新专辑《大桥下面》，同时完成新专辑的第一轮巡演，践行着他们只唱一生的理想。
张佺在野孩子乐队二十周年纪念音乐会 照片提供/张佺
作曲/张佺
演奏/ 野孩子乐队
一
1988年，20岁的张佺辞掉在青海省门源地区做长途公交汽车售票员的工作只身返回兰州。门源位于青海省的东北部，拥有连绵辽阔的丘峦和盛开着油菜花的大片草原。比20岁更早的时候，作为售票员的张佺就随着长途汽车穿梭在这些地区。那是一个相对单调，又孕育着变革的年代，新鲜事物逐渐涌入人们的视野并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
回忆过往，50岁的张佺依然浮现笑容：“日常生活分为两个部分——出车的时候比较愉快，伴随着司机师傅的低俗笑话，一路上风景的变化至今都是难以忘怀的画面，总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售票员，汽车在长路漫漫的行进中会给你一种错觉，好像要走到世界尽头。而回到小县城就比较无聊，和朋友一起喝酒，直到后来认识几个弹吉他的朋友，总算找到一件自己真正喜欢去玩儿的事情。”谈到最初喜欢上音乐，张佺说：“那个年代在青海没有什么可以玩儿的东西，所以如果一个小伙儿要是能弹吉他，能唱一两首歌的话，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从那时起，张佺一边工作，一边开始自学弹琴。
门源旁边有一个劳改农场，里面关押着很多犯人，也有一些在“严打”期间以“流氓罪”被判罪服刑的“文艺青年”，他们将当时的吉他热潮从街头带进监狱，隔着高墙，他们翻唱彼时流行的知青歌曲、民歌、低俗小调，还有联系自己境遇所创作的歌谣，那些独特的弹法和与之对应的歌曲，被高墙外的人称为“囚歌”。
初学吉他不久，车站调来一个会弹吉他的农场释放人员。那人比张佺年长十多岁，张佺向他求教弹琴却被拒绝。“那时候喜欢吉他的年轻人很多嘛，他觉得我们这些年轻人不会认真地学，也不会好好练习，（他觉得）教我就是浪费他的时间。”拜师受挫的张佺并没有放弃，工作之余，张佺每天都会练习弹琴，没有老师就自己摸索，有时候在磁带里听到喜欢的歌曲，就硬生生地记下其中的片段旋律，然后一遍遍扒谱子练习。
几个月后，有一次张佺再次遇到那个中年男人，已经在不同场合看见过张佺弹琴的他对张佺说：“没想到你还真练了。”也就是那个时候，张佺萌生了辞掉售票员的工作返回兰州从事与音乐相关工作的念头，并付诸了行动，“不一定要做得有多好，就想试一下！”
张佺在“河”酒吧 摄影/安娜Anais Martane
二
张佺的家人都生活在兰州，他们不能理解张佺为什么要辞掉工作回家。为了生计，张佺开始四处找活干，去不同的舞厅里当伴奏乐手。“歌手好像当不上”，张佺戏谑地讲述那段经历，他对自己唱歌的音色并不满意。在这样的走穴生活里，张佺认识了一些兰州当地的乐手，其中包括后来低苦艾乐队的吉他手周旭东，大家经常在一起工作，闲暇之余切磋琴艺。
“那个时候吉他弹得不好，演出的机会不多。”当时的张佺处在一只脚跨进了行业的门槛，一只脚还留在外面的尴尬境地。就在张佺陷入困境之时，周旭东适时地向张佺递出了橄榄枝——“有一次周旭东的乐队演出缺一个贝斯手，他们让我去临时客串，我就去了，结果就留在了他们乐队当贝斯手。”从那以后张佺再也没有在公开演出弹过吉他，他形容这是自己职业生涯的真正开始，而对于从吉他手转型成一个贝斯手，他半开玩笑地说：“（伴奏）对吉他手的要求要高一些，贝斯手好混一点吧。”
在1989到1990年的一年半中，张佺和周旭东同在一个乐队，以在舞厅中为歌手们伴奏一些香港和台湾的流行歌曲为业。“偶尔会碰到一两首国外的歌曲，但是选什么歌我们做不了决定，我们是伴奏的，今天这个歌手要唱什么，我们就跟着他，很多港台的流行歌曲我们也没听过，但那些歌总得来说差不多，所以都能应承下来。”
这期间乐队在兰州市西固区的一家舞厅驻场了半年时间，彼时公共交通不是很发达，乐手们的家又都在兰州市区，和西固有一些距离，加上大多数时候结束工作已经是半夜，回家麻烦，大伙就索性住在西固区，与当地经常光顾舞厅的年轻人们一起彻夜喝酒、弹琴，从此认识了一些西固区的新朋友，其中就包括小索，还有后来兰州的独立音乐人李建傧。
年轻时的小索 摄影/李建傧
当时小索在国营的兰棉厂工作，厂里搞活动需要组织一支单位乐队，领导让小索去弹贝斯，对乐器一窍不通的小索就通过朋友介绍向张佺学习弹贝斯，俩人就这样认识了。
1990年，张佺和周旭东离开兰州去了成都，在成都认识了后来野孩子乐队的第一任鼓手周国彬，三个人分担了吉他手、贝斯手和鼓手的角色，在成都开始新的伴奏乐队生涯。随后不久，小索也辞掉了兰棉厂的工作，追随至成都，在另一支乐队担任贝斯手。在成都期间，大家开始接触到摇滚乐，大量的打口磁带和打口碟为所有人打开了一扇新的音乐之门——60、70年代的西方摇滚乐，还有同时期的美国乡村音乐，布鲁斯和爵士，这些都给张佺等人极大的冲击。同时，乐队的生活也更加流动和随意，“从成都开始，我们的生活变得漂泊，乐手的生活没法像写简历一样几几年几月份到几几年几月份在哪儿在哪儿说得很清楚，比如说我们先在成都，中间拉萨有演出的需求我们就去拉萨待了四个月，完了又回到成都，之后我们又去了广东、浙江的一些地方……去这些地方的时候，我、周旭东、小索，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回忆做伴奏乐手时期的生活，张佺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情绪，讲述的过程中思绪沿着他们漂泊过的城市和路线慢慢悠悠地重新走过1989年到1995年，直到提及整个职业生涯的终点时，张佺的语气变得肯定和清晰：“1993年到杭州是最后一站，我们在杭州待了两年，杭州之后我们就再也没做伴奏乐队了。”
到1995年的时候，张佺作为伴奏乐手每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万元，可是此时无论是张佺、小索还是周旭东，大家都开始厌倦在夜半笙歌和酒醉喧嚣中为那些消费荷尔蒙的人弹奏快销而俗媚的歌曲，在“异邦都市的霓虹灯下”，在“文明最糜烂的角落”，他们质问自己“他们说你的歌有谁来听？”
“伴奏是一个工作，可是干不动了——歌手选的那些歌，唱的那些歌，还有我们伴奏的方式跟自己内心对音乐的审美和要求有了冲突，最后就没法做了。不然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工作，收入又好，干嘛要放弃……一般不会放弃，但那个工作确实冲击你自己内心对音乐的价值判断，还有审美。”
当内心与旧生活决裂的意志足够强大，人便得以从生活的桎梏中解脱而出，《野孩子》这首歌是张佺和小索最早的一首作品，创作在1994年到1995年初。此时张佺的音乐思维已经回归，摇滚乐听了许多，北美的民歌也听了许多，世界音乐也有接触，虽然张佺和小索是两个职业的贝斯手，但在杭州期间两人重新捡起吉他，当手指在琴弦飞舞，“嘈嘈切切错杂弹”的乐音飞荡激扬时，两人也会不由自主地唱起那些西北民歌的旋律，按照张佺所说——“母语的基因太强大了，你唱出来的时候就是那样的旋律啊。”那些花儿的唱腔、民歌的旋律曾经每天发生在自己身边，那些场景和歌声太熟悉了，在此时对吉他的把玩和练习中，那些民歌的色彩从记忆映射而出，自然且自发地流入他们的音乐。通常传统的西北民歌中并不会有加入吉他的形式，但当“朴素无华的诗和民间不掩饰的俗话，西北民歌的风骨和西式民谣的吉他，结合成一种结实的新歌体被唱出来，那真是一种直触你心灵的生命的感觉。”（引用：李皖《多少次散场，忘记了忧伤》234页）
在1995年2月，张佺和小索在杭州成立了野孩子乐队。“我们没有考虑之后谋生的问题，谋生的问题被屏蔽了”，年轻的野孩子乐队决定回到兰州，那些儿时故乡的民歌此刻被他们翻回去再听，充满了吸引力。临行前的张佺写了一首诗叫《我们走吧，野孩子》，语气义无反顾，带着青年豪迈的气概，结尾是这样写的——“我们走吧，野孩子/就算那条路已被淹没/我们走吧，野孩子/就算那条河早已干枯”。
小索和张佺 摄影/不详
三
就像是一个传奇的开始总有一些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历轶事，当喜欢野孩子的乐迷们开始谈论野孩子乐队的起源时总不会漏掉一个故事，那就是张佺和小索在1995年回到兰州后沿着黄河进行的那次徒步采风之旅。
春夏之交，甘南和莲花山地区开始陆续举办一年一度的花儿会，此时着力于采集民歌元素的张佺、小索经常参加这样的活动，质朴的民歌点燃了两人心中的热情，像小索讲的：“我们就是从那里开始学会了歌唱。”
从花儿会回来，张佺和小索希望通过更彻底的观察和体验去打开自己音乐创作的源泉。“小时候生活在兰州，对黄河有一个感情，就想往下游走一走，看看它会经过什么地方——同一条河，两岸的风景却在不断地变化，变得不一样了。”于是当年夏天，张佺和小索开始沿着黄河向下游徒步旅行，顺着山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过，经过了陕西和山西。今天的张佺再回忆起这次旅行，谦虚地自嘲：“年轻人都想要去游历，增长见识，不过没想到（我们）是以那样的一个方式，很荒诞——自己也觉得很荒诞。”
在兰州，人们的生活不具有流动性，平稳安逸。再次归来的张佺与幼时的街坊领居们再见面，也没有太多共同话题，“有一种疏离感，而且信息传递很闭塞，乐队在兰州很难发展，这些原因让我们开始考虑离开兰州，而那个时候北京聚集着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年轻音乐人，你可以预感到那种年轻音乐人之间灵感的相互碰撞。”
怀着这样的愿景，1996年3月，张佺和小索来到北京。没过多久，周国彬也从成都而来加入野孩子乐队，打川剧锣鼓出身的周国彬创造性地将一只腰鼓的鼓身锯掉一半，实现了两只腰鼓音高的区别，最早丰富和加强了野孩子乐队的表现方式。
小索、张佺与野孩子第一任鼓手周国彬摄影/ 不详
没有新的工作，做伴奏乐手时也没有刻意存钱，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乐队搬进了旧鼓楼大街附近的地下室，一住就是三年。除为了生计进行必要的表演，这期间乐队成员的主要生活便是排练和创作，在他们心中，弹琴排练就是他们的工作。同样初到北京的万晓利回忆那个时期他所见到的野孩子乐队：“‘野孩子’是我来北京之后最早接触的一个乐队形式的团体，我记得是在1997年、1998年，我去了他们的排练室，当时他们住在一个地下室。见识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印象比较深。现在还记得他们在墙上贴了一张时间表，几点至几点是练习时间，甚至精确到左手或者右手的练习，特别详细——就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很规范地要求自己。”
万晓利 摄影/安娜Anais Martane
周围的领居们早晨出门工作，野孩子乐队就开始一天的排练，当领居们下班回家，野孩子一天的排练也刚刚结束。张佺和小索与周围的领居们常常一起出没在清晨的菜市场或者傍晚的后海，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音乐生活在他们的眼中是和周围一致的。
“我们还是挺积极的，自己去买菜，一天至少要做一顿饭嘛，饭后我们睡觉前还要去后海跑步。就像我们当初住在成都或者杭州，同样都是离开家去租房子，去做饭，在北京就是换一个地方……地下室条件差一点，但是其它的没什么不同。”对过去的生活，张佺历历在目，不同于同一时期生活在树村或者霍营的许多北漂乐队，目标清晰的张佺、小索依然保持着自己规律的生活习惯，也正是这一时期，他们创作出最大量的作品，《生活在地下》、《北京》、《就像我的灵魂》是他们生活和内心的写实；而《咒语》、《伏热》、《长出来》等以及大量的演奏曲更是他们思考与智慧的体现。
2000年7月，张玮玮、李正凯和陈志鹏分别以手风琴手、贝斯手和鼓手的身份加入野孩子乐队，这是张佺和小索在音乐表达方式上的又一次尝试与突破。传统的西北的民歌中很少有多声部合唱，但在南方的民歌中多声部合唱广泛存在，新成员的加入一方面丰富了配器和表达，另一方面实现了这种多声部合唱。“我们喜欢人声的和音，尤其是对错开的三声部、五声部合唱非常喜欢，那是一种劳动者在阳光下热烈地流汗的感觉。”张佺说。
李正凯、张佺、陈志鹏、张玮玮和小索（前起）摄影/安娜Anais Martane
四
乐队人多了，需要新的地方排练。2001年的春节朋友告诉张佺有个酒吧在转让，大家伙商量了一下就把这间小酒吧盘了下来，希望可以借此改善收入，也算有了新的排练室，这就是后来始终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三里屯南街“河”酒吧。
小河在“河”酒吧演出 摄影/安娜Anais Martane
经营酒吧的日子里，野孩子乐队每天重复着早晨排练，中午打扫卫生，下午休息，傍晚开门营业，然后喝酒、演出、狂欢到凌晨三四点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公共平台上，年轻人们彼此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许多乐队交替演出，来来往往。木推瓜乐队的宋雨喆回忆“河”酒吧时说：“后来有了‘河’酒吧，那真是好玩的地方，音乐和酒都好，需要搂抱的男女心存善意地互相猎捕，好多朋友都是那时候交下的。”不过谈到这种年轻人的相互吸引，和“河”酒吧的老板小索、张佺的个人风格密不可分。张玮玮回忆：“‘河’酒吧经营用的是兰州人的那种交友方式，敞开大门，绝对不会有什么最低消费。你不愿意买酒甚至可以从外面带酒，甚至老板都会送酒。索哥当时经常12点以后就‘开仓放粮’，他这颗兰州的心是不会被金钱蒙蔽的。”相比于小索提着酒瓶在“河”酒吧的酒桌之间流连徘徊，张佺更多的时候是坐在调音台附近，或者与熟悉的朋友坐在酒吧一隅。“他（张佺）也会拿着酒与人聊天，但是不会跑来跑去，给人的印象比较沉稳。小索像一个妈妈，待人接物处在前面，和蔼可亲；佺哥比较严肃，像个爸爸。”谈到“河”酒吧时期的张佺与小索，俩人的好朋友小河如是评价。而在舌头乐队的主唱吴吞心里：“自从有了‘河’酒吧，从东北旺到城里的距离都变短了。” 这不是特别浪漫或者理想的集体主义，在这帮朋友们之间，更多的是出于志同道合的抱团取暖，出于相互信任的个人交往。
营业中的“河”酒吧 摄影/安娜Anais Martane
酒吧生活令时间过得很快，却也使张佺、小索逐渐感到疲惫。而在一个既成创作体系的框架之下乐队也始终无法取得音乐上的再一次突破。今天张佺回忆那个时期时讲：“在‘河’酒吧的后期，也不是说要超越以前的作品，超越对我们也没有多大意义，至少作为一个探索音乐的人，某些东西的停滞是很难受的——没有热情去写作一首新歌，丧失了那种冲动。”
营业之前乐队成员在“河”酒吧休息 摄影/安娜Anais Martane
2002年，乐队受崔健邀请参加首届丽江雪山音乐节，这是乐队成员第一次踏上云南，沿路亲切的风土人情和怡人的自然气候带给乐队成员很多触动。而行业格局的悄然变化以及2003年的非典，则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河”酒吧的关闭。此时张佺和小索已经厌倦了北京的生活，萌生移居云南的想法，而张玮玮、郭龙等人才刚刚开始他们的“北漂”生活。
“变化太多，谁都不能确定后面的事情，只有先解散吧。”张佺回忆：“04年，当时说完解散，乐队就没有排练了。”成立九年的野孩子乐队暂时解散，当时大家的设想是用一段时间调整自己，等到时机成熟时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集合。可世事无常，所有人为这场计划中的重新集合等待了六年的时间。
张佺在“河”酒吧吧台读报摄影/安娜Anais Martane
五
没有了乐队，张佺和小索商量移居云南。张佺先离开北京到了昆明，“小索在北京还有些事儿，我算是先到昆明打个前站。”这期间张佺又回北京会同小索去法国演出。
出国之前小索就开始胃痛，做了检查，没等俩人从法国回来，检查结果递到小索家人的手中——胃癌。小索住进了医院，张佺也频繁从昆明返回北京探病，小河仍记得那时候在医院遇到张佺，“佺哥变得不如以前有朝气，有一点点忧郁。”当年10月30日，小索去世。再提起这段往事，张佺的目光移向窗外，四月的大理飘着淅沥的碎雨，“所以他（小索）就没来成，到云南排练这个事情就耽搁了……”张佺的声音变低，沉缓而不连续，“那些因素是在一起的，可能你今天心情比较好，但是忽然，远处——你的朋友、亲人在另外的城市经历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你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你只能消解掉它，但是需要时间。”
当张佺再返回昆明，“环境和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佺将野孩子时期的一首演奏曲《远行》重新编配，并填了歌词：“有一天我走出了人群，不知道要去哪里/抬头看见了远飞的大雁，它一去不回头/有一天我丢失了粮食，都说不能这样过下去/回头找不到走过的脚印，谁还能跟我走/有人坐在河边总是说，回来吧，回来/可是北风抽打在身体和心上，远行吧，远行。”对张佺来说，自从走上音乐的道路，生命中的选择与转折便时不时地冲入他的生活，“我们正常的学习，包括学习演奏乐器，想从事和音乐有关的工作，就是因为喜欢音乐——这样一个特别简单的愿望。后来去歌厅做伴奏乐手，也是为了赚取收入，我们要生活收入就是不可缺少的；后来在杭州的时候收入已经很好了，但是需要做出一个选择，因为这违背自己的信念，可是家里人会觉得你做事情没有一个常性，刚开始辞了工作去做乐手，学贝斯做伴奏，家里人并不看好，但收入提高以后家人觉得也还行，总说得过去吧，但为什么又不干了？离开北京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念头，就算乐队解散了，但是如果还待在北京总还有一些关系和机会，来到云南就算彻底和这些东西分开了……”张佺总结说：“反正自己要有勇气去承担这个结果，每个人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的经验不能作为一个标准答案。在那样的年龄段我肯定选择不会把收入放入考虑范围，我内心需要什么，我肯定会选择什么，如果我有一个心愿不能实现的话就算有多少收入也不能改变那种失望吧。”
张佺在云南 摄影/ 雨小薇
那一年，张佺几乎没有在音乐现场演出过。白天他在家练琴，傍晚就去西山广场。每当夜幕落下，广场上就会聚集很多来省会打工的云南年轻人，他们在吹笛手、弹弦子的乐手的音乐节奏下跳彝族的左脚舞，张佺描述当时的盛况：“我很喜欢这种‘接地气’的表演、娱乐形式，也因此有机会认识了一些村子里的民间老艺人。有一段时间我就住在石屏的某个村庄和当地的民间艺人交流学习，结束后又沿着公路进行采风，最后一直去了越南。”那种感觉，像是回到了95年去参加花儿会。
后来张佺从昆明搬到大理，又从大理移居到丽江的束河，张佺喜欢大理和丽江这样的古城，城市规模比较小，外来人口又比较多，人与人之间更容易相识。此时他放下手中的吉他，拿起了新疆哈萨克族的乐器冬不拉，开始脱离野孩子时期固有的一些创作模式和一些传统，写一些新的歌曲。
张佺在兰州“时间”吧演出 摄影/李建傧
2006年张佺从丽江开始了自己“在村庄、在酒吧、在街上、在路上”的远行主题巡演，在束河的一个酒吧，朋友将当天演出的歌曲录制下来，他整理一番，刻成CD一路带着在演出的时候售卖，那是他至今唯一一张个人专辑《远行》。他说：“那个时候独立音乐人收入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唱片。”带着冬不拉和CD，张佺继续自己的全国巡演，巡演的城市包括拉萨，这是张佺第二次去拉萨，待了20多天。他形容这一时期的自己像是一个农夫，自耕自种，用结实的劳动收获报酬。
他也在豆瓣上写一些日记，记录自己在各个城市之间游走的所思所想，算是“经营自己”。那时候没有微博、微信，豆瓣是文艺青年们获取演出信息的主要窗口。书写的口吻像是一个游走在城市边缘的旁观者，他写自己看到的、体验到的一切——他对听众不理解自己的作品感到失望，对过速的粗糙的城镇化感到失望。今天再谈起来，他笑着将之称为“青春期的晚期”。
2007年，张佺在丽江结婚。08年左右张佺开始回北京演出，经常会碰到张玮玮和郭龙，有时候朋友和主办方提议仨人一起演几首野孩子乐队时的老歌，仨人一排练，都觉得以前的东西还在，演出效果也比较好，所以之后每次张佺回北京演出都会提前几天到，和张玮玮、郭龙合起来排练一番，演出的时候合演几首歌。
张佺在兰州体育公园小足球场摄影/李建傧
2009年，张佺从丽江搬回大理，一是方便家庭生活；二是方便排练，张玮玮和郭龙每年都会来大理与张佺会和排练，待一段时间。这期间谁也没提过野孩子乐队的重组，大家就是在一起排练，一起演出。至于以野孩子的名义复出，张佺说：“排练了这么久，演出质量也有了保证，能以一个乐队的形式出现的时候这一切就是顺其自然的，不然演出的时候介绍我们的名字老是写一大串，也不方便，所以就以野孩子的名义演出了。”
2013年夏，陕西人马雪松加入野孩子乐队，次年宁夏人武锐也加入乐队。重生的野孩子乐队在张佺看来比从前的野孩子乐队更加丰富，人声的和音更加宽广，乐器的编配不像年轻时那么尖锐，大家驾驭作品的能力也更强一些。以前的野孩子是在西北民间音乐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现在更多影响野孩子乐队的是世界音乐，张佺认为“这和年龄段也有关系”。
往事历历在目，二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就像黄河的水经过崎岖蜿蜒的路径，最终要汇入浩荡大海一样，张佺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人最终还是要接受各种命运的安排，到最后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脆弱。我们从青海、甘肃这样的西北地区辗转几十年最后来到云南，这就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我们组建一个乐队，到乐队的解散，最终又重组它——这在以前我觉得是一个承受不了的过程，但最终还是承受了。我指的这个过程是没有乐队的那几年，在那个年代对乐队的感情还是非常依赖和严重的，一个乐队没有了，就像给予厚望的基础坍塌了，之前想要完成的很多事情就没法做下去。但是后来乐队又重组了，也算是一个奇迹。03年的时候我们说各自调整，在云南重聚，经过了许多年，又好像和之前衔接上了，这就是命运的一部分吧。”
张玮玮、郭龙、马雪松、张佺和武锐（左起）照片提供/张佺
感谢小河、李建傧、Anais Martane、思南等老师、朋友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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