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思想》三十八年

作者：余英时 　　《历史与思想》面世已整整三十八年。这是我在台湾刊行的第一部论文集，而我和联经的文字因缘也从此书开始。这是我个人出版史上一件最值得珍惜的大事。现在本书重排新版，我愿意借机对这段往事略作回顾，以为纪念。 　　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本书第一篇论文：《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这篇长文是应香港《明报月刊》的特约而撰写的，当时尚未刊出。但我将原稿副本与其他已刊论文一并收入《历史与思想》中，直接寄给联经发行人刘国瑞先生。不料国瑞先生对此稿特加赏识，竟提前送交《联合报·副刊》刊布，连载了很多天。更意外的是此文无意中触动了台湾学术和文化界的政治神经，因而引起相当广泛而持续的强烈反响。这一反响在当时充满着反讽的意味，因为最初我写此文，完全针对着大陆的“文革”而发。我想揭示的是：造成“文革”的政治势力虽然在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上取法于现代西方的极权系统，但是在实际政治操作上则继承了许多传统君权的负面作风，而集中表现在对于知识人的敌视和迫害以及对理性与知识的轻鄙上面。题目中特标“反智论”，我的立论所指是相当明显的。在撰写过程中，我完全没有联想到台湾的政治状态。也许是因为当时台湾的思想与言论自由也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这才引起不少读者对于这篇文字的共鸣。就我个人而言，这真是一个绝对意想不到的后果。 　　反响当然不可能一面倒，反对和批评同样大有人在，而且笔下也充满着激情。但是使我最感遗憾的则是此文竟给先师钱先生（宾四）带来了困扰。《反智论》在《联合报·副刊》上刊出不久，台北的同门友人便先后来信告诉我，钱先生认为我仍然盲从梁启超以来的流行说法，以“帝王专制”四字来抹杀中国的政治传统，持论过于偏激。我听到这些转述的批评之后，心中极为不安。细阅原稿，也发现其中确有立言欠妥，足以引起误读的地方。因此我立刻进行了两个系列的补过工作：第一是修改旧稿，第二是增写新篇。我手头已没有初登在报上的旧文本，不能与书中的改本互校。不过我仍清楚地记得：全文结尾处我作了一个基本的变更。旧本引谭嗣同《仁学》中的话：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这样斩钉截铁的否定论断虽然读起来十分动人有力，但究竟经不起历史分析。因此我改用朱熹《答陈同甫》中语以代之并引申其言曰： 　　二千三百年之间，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为了进一步澄清《反智论》的旨趣，我则在1976年先后补写了《“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和《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术发微》。当时我还在哈佛任教，所以这两篇文字都曾得益于先师杨联陞教授的商榷。 　　钱先生是否曾寓目我的补过之作，不得而知。但他还是亲自写了一篇万言的《皇帝与士人》刊载在1976年7月10日和11日的《联合报》上，对我的原文进行了不指名的驳斥。最后我必须说明，先师此举完全是就学论学，对于我个人则采取了宽恕的态度。在我们以后无数次的欢聚中，他从无一语及此，我也没有向他作出任何解释，师生之间的感情丝毫未受学术异同的影响（按：钱先生此文后来易名为《帝王与士人》，收在《晚学盲言（上）》，《钱宾四先生全集》本，台北：联经，1998，785-799页）。 　　本书对于我自己来说，还有两点特别值得纪念之处。第一是这部选集将我的治学取向相当准确地呈现了出来，例如中国文、史、哲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中、西文化与思想之间异同的比较正是全书的重点所在。不但如此，以具体的研究论题而言，当时集中所收的少数论文后来多发展成为篇幅很大的专书，如《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便是显例。 　　第二是我中年以后改用中文为我个人学术著作的主要媒介，本书是最早的一个见证。本来我在美国教书和研究，著作自然应该用英文刊布。但是1971年夏天初访日本和台北，并重回香港母校（新亚书院）会晤师友，我发生了一个很深切的感触。我发现我的英文专著和学报论文，在整个东方学界的同行中，根本无人问津。尤其是在日本京都大学的人文研究所访谈之后，这一印象更是牢牢地铭刻于心。我已萌生了用中文著述的念头，希望我的研究成果可以传布到西方汉学的小圈子以外（当时西方汉学远不及今天这样流行）。恰巧1973至1975两年，我回到香港工作，重新运用中文变成了理所当然之事。这是我的幸运。从那时起，我便决定先用中文写出比较详尽的研究报告，然后再以英文另撰简要的论文。因为我的教研岗位毕竟是在美国，发表英文论著仍是我义不容辞的专业任务之一。我在初版“自序”中曾指出，本书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在香港两年的作品。现在我要补充一句：这些作品正是我为了转换书写媒介而特意撰写的。所以《历史与思想》在我个人的学术生命中具有极不寻常的意义。 　　三十八年来本书不断重印，是我的著作中流传最广而且持续最久的一部。让我在这里对于读者的长期支持表达我最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