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化先生二三事

作者：钱伯城 “二三事”之一： 　　章鲁王的承传关系 　　这篇题目，识者一看便知，套自鲁迅那篇传诵甚广的《太炎先生二三事》，只是章太炎换了王元化。如今写回忆某人往事，“二三事”已成时髦用词，但我觉用在王元化身上似更见合适。章太炎与鲁迅有师生之谊，鲁迅则是王元化青少年时期的精神与思想导师，章太炎——鲁迅——王元化，他们之间的确存在绵延不绝的承传关系。他们是所处不同历史时期具有浓郁启蒙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思想家，又是当之无愧的文学语言大师，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走在历史的前沿。王元化更是在他的晚年公开亮出了“新启蒙”旗号，并创办了虽仅印了四期而影响深远的《新启蒙》杂志。他们留下的著作，先后辉映，旗鼓相当。读者甚至可从这本谈话录中看到章、王二人跳越鲁迅的直接呼应。三人间各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这正是王元化通过三次痛苦的也是理性的“反思”所形成并坚持的信念。由他的一位博士生吴琦幸君记录的《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下简称《谈话录》），谈论和探讨的就是这些问题。因此在接触王元化的“二三事”前，让我们先看看这本《谈话录》的内容及问答体例大概。 　　首先，这是一本为研究王元化生平思想、学术成就及时代背景等提供第一手资料的书。这里举一条为例，当问到他“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本人也受过洗礼”，他回答：“当然一个基督教家庭对我影响比较大。父母姐妹都是基督徒，这种影响是很大的。”（《谈话录》149-150页）接着又更详细叙述了父亲、外公以及圣公会和教会学校同他家庭的密切关系，最后说：“基督教对于中国教育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只是这方面的研究太少。”（152-153页）这种坦露心怀的告白，可以促使我们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基督徒家庭和教会学校竟培养出如此众多的无神论和反传统的革命战士，而且是其中的精英分子？诸如此类，为后人提供了足够研究的空间。 　　其次，这本《谈话录》不像当前一些口述史或记者访谈那样一问一答，直来直往，而是夹叙夹议、带有动作表情，时有第三者参预的描写。这里摘录本书《前言》末段的话：“他（指王元化）希望我（记录者吴琦幸自称）多花点时间跟他促膝漫谈。由于他的三次反思及一生都在他著作中详细分析和做过论述，所以他这次谈话的风格是提纲挈领的漫谈，特点是无话不谈，清晰地画出他的心路历程——遵照他的要求，我没有采用完全对答方式，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与他对谈，并写下了我的心情和理解。我希望这次完成了先生交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也是我写的最长的一篇读书报告。” 　　最后再补充一点，我看这本《谈话录》所以成功，还得力于记录者的文史哲素养追求，此亦见于本书《前言》（3-4页）：“跟他（王元化）相处不一会儿，就会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真诚和儒雅之气，一段话突然在我（记录者自称）的脑海中腾起，那是《歌德谈话录》中艾克曼第一次见歌德时候的印象：‘他坚毅有力的褐色面孔满是皱纹，每一条皱纹都富有表现力。他的整个神情是如此诚挚而又坚定，宁静而又伟大！他说话缓慢、安详。谈吐如同我们想象中年事已高的王者。看外表便知道他气定神闲，已然超乎于世间的毁誉之上。’”按：《歌德谈话录》解放前有老商务译本，解放后重版，手边无书，此段译文或为新译。 　　 “二三事”之二：“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的真实情况” 　　按照王元化自己的安排，这次“无话不谈”的多日漫谈，从理论、人情、学风、考证、历史事件以至三次“反思”中，他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的真实情况这一历史事件，放在领前的位置。这是他一生思想的重大转折点。时间是2007年7月17日，地点是上海瑞金医院高干病房。下面是《谈话录》的记述（46-49页）： 　　我扶王元化先生到医院的走廊里，先生的身体靠着我，我感到了先生的虚弱，我们用非常慢的脚步踱步，走廊中只我们单独两人贴在一起。 　　先生感慨地说，琦幸啊，我想我给你讲一下一些不宜发表的历史，你要答应我，要等我到我眼睛闭上之后才能公开。我点点头。 　　先生喘着气慢慢地说，那就是在反胡风的时候，胡风曾经说过“对于王元化要拆穿他”。 　　我想起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中，胡风针对王元化说的“必要时拆穿他”的话语，我就问，这是什么意思？ 　　先生慢慢说，拆穿他，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人懂，我不讲，没有人知道。这是胡风给罗洛一封信里讲的。 　　先生几乎是贴着我说，胡风这个人的宗派思想非常厉害。我那个时候弄新文艺出版社，出一些书。他们只是要把胡风一派的书可以出，别人的书都不可以出。他们想出天蓝的一部诗集，后来华东文化方面的主管部门不让出，说其中有些问题。他们不服气，我也跟他们说，这是不能硬来的，要按照组织原则。但是他们不大懂。他们就写信给胡风，说王元化不愿意斗争。于是他们说我是两面派，对领导不提意见，实际上心里是有意见。这就是要“拆穿他”的意思的由来。 　　按：在当年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被点名的共有三人，除王元化，还有罗洛、张中晓。王元化说“我那个时候弄新文艺出版社，出一些书”，他那时做的是总编辑，社长是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刘雪苇兼任，后升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也成为“胡风分子”。关于王元化，我曾在一篇回忆短文中，提到他早期给我的印象：“他是我到新文艺出版社第一位接见的领导人，平日接触不多。但记得有次参加他主持的一个小规模编辑会议，讨论选题计划。正好大热天，不像现在到处空调，电扇也不普遍，他穿一件汗背心，慷慨陈词，大有脱略形骸的书生意气。在座的还有张茜（陈毅市长夫人），她是翻译编辑，曾用‘耿星’笔名译过一本绥拉菲摩维支的短篇小说集；她也发表意见，一口四川话，侃侃而谈。不过会上各人讲些什么，一点记不起了。”（《问思集（增订本）》，279页）文中提到他的“脱略形骸”，现在想来，恐怕不无与鲁迅崇尚魏晋文人风度有点影响吧。 　　关于罗洛与张中晓，在他们被“隔离审查”前，那倒是天天见面的。开头是在一个办公室，文艺编辑室，我去之前有六位：主任梅林，编辑耿庸、罗洛、张中晓、江鹜、翟永瑚；我加入后的座位排列是，梅林单坐一张办公桌，罗洛与我对坐一桌，耿庸与张中晓、江鹜与翟永瑚也各对坐一桌。罗、张、翟还与我同住一个宿舍楼，晚间与节假日时有会面。但不到两年，胡风案发生，这样相对平静的格局就告结束。不过老同事又是老朋友的情谊，是始终断不了的，至今我还不时想起他们。 　　对王元化，我与他的相知与交往，又自不同。他是老领导，又是兼备师友地位的老朋友。胡风案后，他被隔离审查随即离开新文艺出版社，几无往来。“文革”结束后，他先主持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编撰工作，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兼管上海古籍整理出版一块，我都做他的助手。平时过从，相敬以礼，谈得多是公事。偶尔提及往事，记得有一次他说，曾中夜起身跑上阳台，仰天捶胸长嚎的事，我听了很受感动。我也曾有过这类举动，那是大冷天，半夜起身，只穿短裤汗衫，偷偷开启宿舍大门，在所住里弄来回奔跑，希望立刻伤风咳嗽、体温升高，第二天好上医务室混一张病假单，心情境界差得远了。元化此类事未见于这本《谈话录》，大概尚未想到这是当年涉案者的一种心路受难历程，无论是否曾与记录者谈过，都是值得一记的。 　　2014年1月号的《随笔》杂志登载的彭小莲《如果胡风当官了……》，引用2011年11月26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发表的2007年吴琦幸与王元化的访谈录，谈及王的思考和观点，特别是王说的“胡风这个人我是不喜欢的，如果他当了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可能比周扬还更坏。这些东西等我闭上眼睛再发表吧”这段话。然后写下了她与罗飞、何满子和她自己的意见：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我就接到罗飞先生的电话，他问我是否看见了吴琦幸的访谈，他几乎不能相信，王元化先生说了这样的话，……但是，我跟罗飞先生说，这话断然是王元化说的。……早在2002年的春天，我去衡山路的庆余别墅看望王先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同样的话。……我不知道如何反驳王先生观点，……于是，就直接去了何满子先生家里。何先生非常不屑地回答道： 　　“这不是胡扯吗？历史，是可以有‘如果’的说法吗？” 　　按：我知彭是同与王元化成为“胡风分子”的原华东局宣传部长彭柏山的女儿，我与她的母亲朱女士曾在王元化家偶遇，朱当时似正为《新民晚报·夜光杯》写唐诗今译专栏。罗飞与何满子则是我所在出版社的老同事、老朋友。我所不解的是，他们何以如此“纠缠”与激烈反对元化关于胡风与周扬比较“如果胡风当官了”的观点？这到底是学术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我看这个问题，其实在这本《谈话录》关于王元化三次“反思”的谈话中，已经有了基本的回答。那就是“五四”运动所形成的激进与平和、独断与宽容、专制与民主，如何平衡的问题。中共中央专设一个统战部，国家领导机构专设一个政协会议，做的就是这个平衡的工作。具体到人，以美学家朱光潜为例，周扬主持的中宣部和文化部很尊重朱的学术和政治地位，胡风则在1954年11月借毛泽东指示批判《文艺报》轻视“小人物”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大会上，抨击《文艺报》纵容朱光潜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思想，严厉批判朱光潜“是胡适派的旗帜之一、一大台柱……为蒋介石法西斯思想服务，单纯地当作资产阶级思想都是掩盖了问题的”。虽然周扬不一定是心口如一，但他执行的是“组织原则”是无疑的。这里不是也可提一个“如果”的设想：换了胡风，能像周扬那样容得下朱光潜这个美学家吗？这是不是一个从理性出发合乎逻辑的“说法”呢？我看这正是王元化对吴琦幸郑重说的“组织原则”，“但是他们不大懂”的问题。另外，元化似早有预见，他的这一“说法”，将会受到一些朋友的不满于批评，要等他“眼睛闭上之后才能公开”。 　　满子是我共过患难的老友，也是元化的同案老友，元化对我说过，他写文言文曾请满子是正。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赞满子为“当代杂文一大家”，并非虚誉，而是实实在在的评价。在学术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从不隐瞒的，有什么就说什么。如今元化、满子先后逝去，但我相信，即使他们在世，面对面谈艺论学，也会这样直言无讳。 　　 “二三事”之三：大师们的博弈游戏 　　博弈是两人的对局，现增加一人，二对一，钱锺书与汪荣祖组合，跟王元化对局。三人都是大师级人物，复数，故称大师们。2007年7月22日王元化、吴琦幸的一次谈话，谈起钱锺书话题，“先生说，他跟我关系不错，我始终不把自己跟他比。这我有一篇谈话在报上登过的，我说他是我的前辈，我的学问比他差多了，不能放在一起比。但是他的狂妄我很不赞成，他的信都是非常谦虚，他把人人说得好得要命，这不可靠的”。此下吴说，“我有这个同感，说，是啊，所有的都是客气得不得了，……但是去年出版的汪荣祖《史学九章》中，复印了一封钱写给汪荣祖的信，就用比较不恭的话对你进行批评。先生‘哦’了一声，是吗？我还没有看到。信里怎么说？我回答，汪荣祖告诉他在上海结交认识了也许是你，和其他三位学者。钱锺书回信的时候，说到你当年曾化名批评他的书（估计是《围城》），另外三位人士都不值得交往等等的话。我读了之后觉得背后如此指责别人，是不是有点太不厚道了？”（《谈话录》130-131页）在这下面另有一脚注，十分重要，可略窥博弈双方的布局和应对，全文引录如下： 　　汪荣祖《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版）全书论述史学大家如章太炎、钱穆、汤因比、钱锺书等，第166页复印了一封钱锺书给他的信，是全书唯一影印的文件。其中说：“来信所言在沪交往四君，皆旧相识，王君尝化名XX（此处文字不清，似为‘数’或‘蚀’）作文痛诋拙著，后来则曲意结纳，美国俗语所谓‘If you can't lic'em, join'em’者是，弟亦虚与委蛇。要之均俗学陋儒，不足当通雅之目。兄沧海不择细流，有教无类，自不妨与若辈过从耳。”“化名”二字下有两条着重线。此书后来没有拿给王先生看。 　　按：先要纠正此条脚注所引钱函中美国俗语单词“lic”后，漏一“k”字，当是排校之失；又“化名××”推想二字也不大像，今闻钱致汪函七十封已全部影印出版，字迹清晰，当可取以校定。至于“作文痛诋”一事由来，我原无所闻，今看《谈话录》173页附《王元化生平学术年表》，方得其略，今亦全文引录如下： 　　1947年，上海晨光公司出版钱锺书的小说《围城》。王元化署名“方典”撰《论香粉铺之类》予以批评，发表在1948年由横眉社编辑的《横眉小辑》创刊号上。出版后，文委领导人唐守愚认为该刊批评《围城》不符合党的政策，勒令停办。又批评王元化是丛刊的发起者。虽经王元化辩白并得萧岱证明而无效。这篇文章引起的轩然大波，其影响直到四十年之后。 　　按：这份年表可以说明钱函所谓王曾“化名痛诋”《围城》，其实用的是王常用的“方典”正式笔名，他在解放后首次出版的论文集《向着真实》，用的就是这个正式笔名，并非故意匿名的“化名”。这是文艺界中人大都知道的。又钱函所引美国俗语，未加翻译，我查了一下葛传椝、陆谷孙、薛诗绮主编的《新英汉词典（增补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新二版），果然有“lick[俚] 战胜：超越”的释义。这就明白了钱函所引的用意，join作联合解，这句美国俗语便可译成“如果胜不过他们，那就结纳他们”，或如钱函用词，“结纳”一词前再加上“刻意”二字。整句甚至可意译为两千多年前流传下来的那句老话“前倨后恭”，来代替这句“美国俗语”，当否书此博方家一笑吧！ 　　至于《年表》说，“这篇文章引起的轩然大波，其影响直到四十年之后”，我算了一下年代，文章是1947年发表的，“四十年之后”应是1987或1988年，未见有何“轩然大波”。我欣赏这本《谈话录》写得好，也包括这份《年表》的简明扼要，可补《谈话录》之未及纳入的资料。以上所说，且备吴琦幸君参考。 　　2014年4月23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