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燕京大学

作者：胡楠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本薄薄的散文选，封面上有手写“散文 周作人讲 燕京大学印”字样，扉页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章，正文为手写油印。选文包括朱自清的《俞平伯诗集〈忆〉跋》，俞平伯《西湖的六月十八夜》，以及叶绍钧的两篇散文《藕与莼菜》《没有秋虫的地方》。根据这四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成文最晚的是俞平伯《西湖的六月十八夜》，1925年4月13日）、本书的借阅记录（第一个“应还日期”记录为1928年3月26日）推测，成书时间应在1925年下半年至1927年间。 　　这是周作人当年在燕大国文系讲授散文时所使用的作品选本。1922年秋，周作人受胡适推荐，来到在燕大国文系授课；具体的任职机构是该系的现代文学组。“现代文学”在这一时刻，虽然在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中颇有影响，但仍然未能进入大学课堂。周作人此番赴燕大讲课，其实是承担了来自胡适和燕大校方的双重期待：发动一场国文系改革，为新文学“开辟一片领土”，并且以实际行动，来支援新文学的发展。 　　这个选本的发现，可以与周作人自己对当时教授散文的回忆互相补充：“……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之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底下就没有什么了。其时冰心女士还在这班里上课，废名则刚进北大预科，徐志摩更是尚未出现，这些人的文章后来也都曾选过，不过那是在民国十七八年的时候。”将选本与周作人的回忆对照，可以约略看到周氏散文课堂的最初面貌。 　　关于散文的课程，是周作人在燕大最重要的工作。具体的课程设置，前有“国语文学”课的散文部分，1925年后则改为“近代散文”一课。周氏的散文教学，在向学生引介当代散文的同时，也一路从胡适、俞平伯等人的作品“追上去到古文里去看”，在《旧约》白话译本节选之后，“接着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讲王冕的那一回，别的白话小说就此略过，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画竹题记》等，郑板桥的题记和家书数通，李笠翁的《闲情偶寄》抄，金圣叹的《水浒传序》。明朝的有张宗子、王季重、刘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随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谭友夏、李开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陈继儒诸人”，他的目光逐渐聚焦于明清散文上。而课程也从当代散文的讲读，逐渐发展为文学史的叙述，立意讨论古今的关联，“选读近代文章，阐明现代文学的散文之源流转变，辅以讨论，俾于现今新文学各问题，得有相当的了解”（1927年燕大国文系课程表，北京大学档案馆，下同），其思路已经有了日后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雏形。 　　散文课程之外，周作人也承担了现代文学部分的其他课程。 　　1923年，周作人在燕大国文系开了一门“日本文学”课。自这门课开设起，周作人便每年担任教学，直至离开。关于日本文学的课程，自二十年代初以来，便一直是周作人的一个工作重心，1922年北大国文系开设日本文学史与文本选读课、1924年北大东方文学系建制，都与他有着至为密切的关联。此番在燕大开日本文学课，正与他这一系列实践一脉相承。他讲日本文学，先是“讲读现代日本文学作品，养成其读书能力与文学趣味”（1927年燕大国文系课程表），后改讲文学史：“讲述日本文学变迁之迹，自古代至德川时代为古文学时期，明治大正时代为新文学时期，俾治本国文学者得资比较于日本古文学中获得国学研究之资料，于新文学中亦可以印证中国现代文学之演进，并考见其当来之趋势”（1928年燕大国文系课程表），以日本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发展之“推背图”的思路显现得愈加清晰。 　　同时，周作人也在国文系中设置日语课，用以辅助日本文学的教学。课程分为两个阶段，初级日文“从字母起教授现代日本语及其文法，使学生有了解普通时文及浅近会话之能力”（1928年燕大国文系课程表），高级日文则“授意日本现代语文之修习与应用，使能直接听讲阅书，并亲接（按：原文如此，似应为‘近’）学术文艺等之论著”（1929年燕大国文系课程表）。 　　另外一部分课程属于文学实践类，数量并不多，包括习作、文学讨论、翻译等。而周作人的教法，据学生课堂记录推测，是先由教师或某个学生就本次课的主题做一报告，然后由其他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讨论——颇为类似美国大学的研讨型课程（綤溟：《翻译谈》，《燕大周刊》1923年12月1日）。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对教授创作的态度。1932年，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直言：“写古文较之写白话容易得多，而写白话则有时实是自讨苦吃。我常说，如有人想跟我学作白话文，一两年内实难保其必有成绩；如学古文，则一百天的功夫定可使他学好。因为教古文，只须从古文中选出百来篇形式不同格调不同的作为标本，让学生去熟读即可。……文章读得多了，等作文时即可找一篇格调相合的套上……白话文的难处，是必须由感情或思想作内容，古文中可以没有这东西，而白话文缺少了内容便作不成。”对教授白话文写作，周作人其实抱着颇有些悲观的看法，1917年初到北京时，他曾因不愿教作文课而差点打道回府，而此时他的想法恐怕仍然没有变化。 　　在燕大的前几年间，由于系组初设，人手短缺，周作人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支撑着现代文学组。第一年，“现代国文这半个系只有我一个人”，外加助教许地山，“我便规定国语文学四小时，我和许君各任一半，另外我又设立了三门功课，自己担任”，周作人承担了大部分的课程。这在给了他自由的同时，也使他颇为辛苦，“上午北大，下午燕大”，每星期有四个下午到燕大教课，仍然不能达成课时要求：“上课至多十二小时，这在我是不可能，连许地山的一总只是凑成十小时。” 　　1925年前后，情况终于有所改观。1924年8月26日，俞平伯在杭州写信给周作人，问道：“燕京有两小时的小说研究，能为生取得否？”一年后，俞氏出现在了燕大国文系的教师名录中，他所讲的课程是一二年级的作文和二年级的“中国文学史”。到了1926年，冰心开始教“戏剧”、“诗之研究”两门课；同年杨振声也进入燕大，讲“修辞学”与“中国文学史”；俞平伯取得了心仪的“小说研究”一课；冯友兰也来客串讲“翻译”。 　　俞平伯、冰心、杨振声、冯友兰——以及随后加入的熊佛西、徐祖正等，使燕大国文系现代文学部分空前壮大。很容易发现，这些教师均为年轻一代的新文学支持者与创作者，并且多是周作人的学生；其中，冰心和俞平伯更是经周作人承认的、最为亲近的弟子（《答井上红梅问》）。他们的加入，可能与周作人不无关系。而这些新文学的有生力量也为燕大的新文学教育增添了新的内容。他们在燕大所开课程有研读文本的“名著选读”（“选读自唐宋至近代之名著，并讨论其体例，尤注重练习，每两星期作文一次”，冰心有开班记录），立足于文类研究的“戏剧”（熊佛西，“选读中外著名剧本，比较其历史结构与格律”），比较文学的“近代文学之比较研究”（杨振声，“此课纯粹系研究班性质就各种文辞中，如戏剧，小说，诗歌散文等，择取欧洲各国之名著与中国之作品作比较之研究，其目的在参证外国文学作品以求中国新文学之创造，凡能读英文较易及有志新文学之研究者，可入此班”），以及创作实践类的“习作”（冰心，“每星期习作一次，以白话文学为限，如日记，诗歌，小说，戏剧等，其余两小时则选读中外优美文学作品，以资模范”）。 　　值得补上一笔的是，1925年前后，燕大的国文系改革出现了转折。该年的课程表取消了1922年建立的、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别，无论是人员还是课程，都被统括在国文系这一大名头之下，不再有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分组。这年的国文系在包括原古典文学组主任陈哲甫、原现代文学组主任周作人在内的改革委员会的管理之下，未设系主任。1926年，吴雷川——儒家基督徒，清代翰林——被任命为系主任。此次变化，未见校方文件涉及，相关人士也在回忆中保持了沉默。而在独立的学科建制被取消的时刻，现代文学学科大量招兵买马，也许并非巧合。其中或有主事者保存学科地位的考虑。这一举措，也确实收到了这样的效果。 　　1923年6月，周作人在燕大教了一年书之后，时任燕大文理学院院长的陈在新，便在向董事会所作的报告中称，周氏所教的现代文学课程“极受欢迎”。这是校方文件中，唯一留存的关于周氏课程的反馈。 　　周作人在燕大，的确有相当高的人气。学生们信任他，觉得他是燕大仅有的“能通中英日三国文”的指导者，寄自己的作品给他看；他也很尽心，抽出业余时间帮助修改、推荐发表：凌叔华便是以这种方式求教于周氏，使“她的文名渐渐为世上所知”。周作人也对自己学生的创作多方维护：在冰心的《爱的实现》遭到日本记者误解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帮她把小说翻译成日文，写文章为她辩驳。而燕大的学生文艺刊物，从《燕大周刊》到《燕大月刊》，也常常寻求周作人的帮助，依赖他供给稿件，请他担任编辑顾问。在《燕大周刊》编辑的总结中，周作人为周刊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在文学革命的初期，在复古的风波里，在这个新文学的天地间，周刊竟逐日长大，开起了许多花朵：鲜浓玲珑葩丽灵颖雄伟……这点功劳，我们便忘不了周作人许地山谢冰心瞿世英等的一班为周刊出力及创造周刊的人……” 　　如果说在北大周作人饱尝了身为“多余的人”的苦涩滋味，那么在燕大教书，则无疑是一段更为愉快的生活，或者用他自己的话：“很奇妙的一段因缘”。多年之后，周作人谈起这一时期的经历，言语间仍然颇为恋恋不忘：“……先前简陋的时期，什么都要紧张认真，学生和教员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我觉得在燕大初期所认识的学生中间有好些不能忘记的，过于北大出身的人……” 　　周作人在燕大的工作“一直蝉联有十年之久”，直至1931年，他被北大聘为研究教授，根据这一职务的要求——“不准别处兼课”（周作人1964年6月29日致鲍耀明信），便辞去了所有外校的兼课。他的燕大时期，至此结束。 　　周作人离开，燕大国文系的风气由此一变。1933年时，与新文学相关的课程便只剩下了零星几门“文学批评”和“现代国文”。曾经聚集在该系的新文学教师，也四处星散。然而在此一时期，清华大学国文系由杨振声、朱自清主导，开出了一系列新文学课程，北大紧随其后，以一门“新文艺试作”启动了新文学教育的尝试。新文学教育事业，此时终于开始广泛地进入人们的视野。燕大的实践，虽然未能坚持下去，但总算后继有人。 　　离开燕大之后的周作人，1931年以散文研究者的身份重登北大国文系讲台，讲授“近代散文”与“新文艺试作”中的散文部分；1932年，在辅仁大学的系列演讲中，把十年燕大散文研究心得“约略说一过”；1936年更是开出了“六朝散文”一课。在燕大的十年，是他将散文研究确立为自己的学术领域的关键时期，关于散文的知识生产、作为散文研究专家的形象塑造，都在这一时期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