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始辑录《四库提要辨证》

《自序》 右乃《四库提要辨证》经部二卷，史部七卷，子部十卷，集部五卷，武陵余嘉锡季豫甫之所作也。嘉鍚束发受书，先君子自课之，（注：先君子讳嵩庆，字子澄，光绪丙子进士，以户部主事出为河南知县，官至湖北候补知府。著有《缉芳仙馆诗词钞》、《借酒集》、《豆塍琐议》诸书，稿藏于家，多为日寇所毁。）常坐之案头，口授章句，《五经》、《楚辞》、《文选》既卒业，即命观四史、《通鉴》，学为诗古文，不令习时艺也。嘉锡颇知嗜学，发簏中书尽读之，目为之眚。小子狂简，遂斐然有述作之志，年十四，作《孔子弟子年表》，读《郁离子》，好之，效其体着书数万言；十六岁注《吴越春秋》，然于学问之事，实未有所解。阅张之洞《书目答问》，骇其浩博，茫乎失据，不知学之所从入，及读其《輶轩语》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不禁雀跃曰：“天下果有是书耶！”闲请于先君子，为道其所以然，意欣然向往之，遂日求购读。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十有七矣，先君子以事于长沙，始为购得之，则大喜，穷日夜读之不厌。时有所疑，辄发箧陈书考证之，笔之上方，明年遂录为一册，此余从事《提要辨证》之始也。尔后读书续有所得，复应时修改，密行细字，册之上下四周皆满，朱墨淋漓，不可辨识，则别易一稿。如此三十余年，积稿至二十余册，自期以没齿乃定，故未尝出以示人。岁在辛未（一九三一年)，忽慨然动念，惧其放失，始发愤铨次先后，删除重复，编为目录，合经史子集四部，凡得七百余篇。其间尚多少作，见闻不广，读之令人惭，遂以暇时，稍加改治，手自缮录。然追于讲课，扰于人事，或十许日不能终一篇，辄复投笔叹息。自念平生于经部所得不深，集部自荦荦数十家外，可传者少，其书汗牛充栋，读之未徧，未易妄加论定；惟史、子两部宋以前书未见者少，元、明以后，亦颇涉猎，因就两部芟定之，旧藕以外，复有增益。至一九三七年六月甫经写出十之五六，忽又因病辍业。七月，卢沟桥事变起，日寇侵入北京，人益困顿忧苦，殆岌岌不可终日。自念平生精力尽于此书，世变日亟，马齿加长，惧亡佚之不时，杀青之无日，乃取史、子两部写定之稿二百二十余篇排印数百册，以当录副。尔后续有修改增益，寖寖加多。从一九三七年直至一九五二年十五年之间复先后写定经部稿六十余篇，集部稿百余篇，史、子两部稿百余篇，凡二百六十余篇。盖自初读《提要》以来，五十余年之久，惟此二十余年治之最勤。然中间三次大病几死，至今手足尚时时麻痹不仁，意志虽勇，欲续有述作而精力就衰，不足以副之矣。是以旷日持久，而其所成就者如是其少也。犹忆革命胜利以后，一九四九年之冬，以考证《东林点将录》及《天鉴录》二书用思过度而罹疾，病剧之时，第觉病榻之前后左右所陈列者莫非书也。迨病愈，而考索愈力，未及终篇，忽转为风痹，卧床数月始愈。自是以后，精神疲顿，虽发愤撰述，早兴夜寐，手自抄录，但以右臂麻痹，手颤作书不易，往往经一月始成一篇。至一九五二年秋，写《元和姓纂提要辨证》稿成，忽跌损右股，转成瘫痪，脑力益衰，遂不复能有所述作矣。每念及此，辄为之神伤。自顾平生无用世材，惟以着书为事，此稿既为一生精力所萃，于他人或不无裨益，未可任其废置，因重加编定，取其成稿四百九十篇，依《四库提要》原书目次排列，汇为一书，以就正于当世。傥蒙告之以所闻而匡其不逮，则是区区之愿也。 　　 闲尝论之，乾嘉诸儒于《四库总目》不敢置一词，间有不满，微文讥刺而已。道咸以来，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遇当。愚则以为《提要》诚不能无误，然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别录》亡矣，今其存者，八篇而已。班固尝称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又云刘向司籍，辨章旧闻。夫取经传九流百家而辨章之，又从而撮取其指意，岂易言也哉？非博通如向，不足以办此。向子歆继父之业，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今观诸书所引，已不能如《别录》之详，若固之《艺文志》，特《七略》之要删耳。其后荀勖、李充之徒，代有簿录。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又复继轨向、歆，然《隋志》率讥其不述作者之意，浅薄不经。盖着录之事，如此其难也。唐元行冲等撰《群书四录》，同时修书学士毋煚已议其不能精悉，今遂只字弗传。宋之《崇文总目》多所谬误（注：晁公武语），复残阙失次。晁氏《读书志》、陈氏《解题》，粗述厓略，鲜所发明。杨士奇以下，又不足算也。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纔有此书，非过论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虽然，古人积毕生精力，专着一书，其间抵牾尚自不保，况此官书，成于众手，追之以期限，绳之以考成，十余年问，办全书七部，荟要二部，校勘鲁鱼之时多而讨论指意之功少，中间复奉命纂修新书十余种，编辑佚书数百种，又于着录之书删改其字句，销毁之书签识其违碍，固已日不暇给，救过弗遑，安有余力从容研究乎？且其参考书籍，假之中秘则遗失有罚，取诸私室则藏弆未备，自不免因陋就篱，仓卒成篇。故观其援据纷纶，似极赅博，及按其出处，则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经籍考》，即晁、陈书目亦未尝覆检原书，无论其他也。及其自行考索，征引群籍，又往往失之眉睫之前。隋唐两志，常忽不加察，《通志》、《玉海》，仅偶一引用，至宋明志，及《千顷堂书目》，已惮于检阅矣。甚至颜叔秉烛，不知出于《毛传》（注：见《蒙求集注》提要）；蚬称缢女，不知出于《尔雅》；（注：见《异物汇苑》提要）作《论衡》之王仲任，不知有传在《后汉书》；撰《家训》之颜之推，不知已见于《北齐史》；马迁之《史记》，谬谓尝采陆贾《新语》；胡爌之《拾遗》，未觉全抄《困学纪闻》。于习见习闻者尚如此，其他疏漏，复何待言？颜之推曰：“观天下书未徧，不得妄下雌黄。”（注：《家训勉学篇》。）此虽名言，其实难副。然董遇谓：“读书百徧，而义自见”（注：《魏志•王朗传》注），固是不易之论。百徧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往往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以立论，岂惟未尝穿穴全书，亦或不顾上下文理，纰缪之处，难可胜言。又《总目》之例，仅记某书由某官采进，而不着明板刻，馆臣随取一本以为即是此书，而不知文有异同，篇有完阙，以致《提要》所言与着录之本不相应。如宗懔《荆楚岁时记》，《提要》所据为《汉魏丛书》本，而《四库》所收，则《宝颜堂秘籍》本也。傥取全书细校，类此者固当不乏。顾千里尝言，板本之异，敻若径庭，不识其为何本，则某书之为某书且或有所未确，乌从论其精粗美恶？（注：《思适斋文集》卷十二《石研斋书目序》。）惜乎纂修诸公未能解此也。昔迁固修史必撰自序，刘向校书亦条篇目。既标宗旨，复便检阅，历世相承，莫之或易。而《四库》缮写，苟欲杀青，遂删除序目，取便急就。及作提要，未窥原本。故或连篇累牍，皆旧序之陈言；或南辕北辙，乖作者之本意；或有此篇，而谓酒诰俄空；或无此事，而忽无的放矢。此虽写官之失职，然而校雠之谓何？若夫人名之误，移甲就乙；时代之误；将后作前；曲解文义，郢书燕说；谬信谰言，榛楛勿翦余已逐条驳正，不假一二谈也。案乾隆三十八年谕旨云：“朱筠奏每书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若悉放刘向校书序绿，未免过于繁宂。应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旨檃括，总叙厓略，用便观览。”（注：见《总目》卷首。）然则高宗初意本不责以录略之体，及诸臣承诏撰述，遂能钩玄提要，旁引群书，加以考证，原原本本，动至数百言，不肯以隐括厓略塞责，可谓通知著作之义矣。今库本所附《提要》，虽不及定本之善，以视《崇文总目》固已过之。其后奉旨编刻颁行，乃由纪昀一手修改，考据益臻详赡，文体亦复畅达，然以数十万卷之书，二百卷之总目，成之一人，欲其每篇覆检原书，无一字无来历，此势之所不能也。纪氏恃其博洽，往往奋笔直书，而其谬误乃益多，有并不如原作之矜慎者。且自名汉学，深恶性理，遂峻词丑诋，攻击宋儒，而不肯细读其书。如谓朱子有意抑刘安世，于《名臣言行录》不登一字，而不知原书采安世言行多至二十二条。（注：据文津阁本。）谓以吕惠卿之奸诈，与韩范诸人并列，而不知书中并无吕惠卿。谓杨万里尝以党禁罢官，讲学之家终不引以为气类，故《庆元党禁》遂削其名，而不知万里实于孝宗时乞祠不复出，并无因党禁罢官之事。谓孔平仲不协于程子，讲学家百计排诋，终不能灭其著述，（注：此条实隐诋朱子，见《珩璜新论》提要。）而不知朱子实未尝诋平仲，且文集中有《孔毅父谈苑跋》，于其著述护惜甚至。谓唐仲友立身自有本末，其为朱子所论罢，盖以陈亮之诬构，周密《齐东野语》所载甚明，（注：见《帝王经世图谱》提要。）而不知密之所载与朱子按状皆不合，其说得之传闺，无一可信。夫其于宋儒如此，则其衡量百家，进退古今作者，必不能悉得其平，盖可知也。然而汉、唐目录书尽亡，《提要》之作前所来有，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一二通儒心知其谬，而未肯尽言，世人莫能深考，论学着书，无不引以为据，《提要》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并为一谈，牢不可破，鲜有能自出意见者。逮至近代，高明之士，自持其一家之说，与《提要》如冰炭之不相容，遂厌薄其书，漫以空言相诋毁，亦未足以服作者之心也。余治此有年，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辞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于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若秋荼，所不敢忽，必权衡审慎而后笔之于书，一得之愚，或有足为纪氏诤友者。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辨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夫蠢生于木，而还食其木，柳子厚好读《国语》，乃能作《非国语》，盖必与之相习，然后得其要害也。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逮至用力之久，遂掎摭利病而为书，习惯使然，无足怪者。然往往草创未就，旋觉其误。《传》曰：“三折肱，然后知为良医。”余之为医弗良，而其折肱也屡矣，尚望世之读者，勿徒以诋诃古人为余罪，而能入我室、操我矛以伐我，使我得有所启牖，则余之厚幸也。 一九五四年十月，余嘉锡序，时年七十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