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锅记
邹茶英女士，毕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十四岁从山坳里嫁给山外的华尚清同志，育有三子二女，前两年刚过七十大寿，此刻正围在灶边炒糖冬米。冬米在锅里蹦跶，一颗颗爆开，发出细小密集的噼里声。
我，邹茶英女士的长孙女，帮她烧火，往炉膛里扔柴火。
她嫌弃我不会烧火，火总是不够旺，没法把冬米炒香，用嫌猫嫌狗的口气赶我走，她脾气一向急躁，容易不耐烦，到老不改。我死皮赖脸地粘在这里，为了靠她近一点，听她说些过去的事。不知是否老了都会沉默，这两年她越发不言语，几乎要把所知所有的一切故事都闷烂在肚子里，不问就不说。我总是问起从前的贫穷和饥饿，那些东西她忘记得太快了，如同故意要从记忆里抹除，有时要想很久，才能说出一二件。
祖屋一百六十年，能留下来是奇迹，翻修多次，九八年大洪水时垮了四分之一，原来的两进只剩了一进；二零零八年大雪，东厢断梁，开春时整屋翻新，换了梁和瓦，要整修厨房时，邹茶英女士拦住了，她喜欢这里，用惯了柴火灶，不肯敲烂换成煤气，家里的灶台像文物一样保留下来，平常不轻易使用，只有过年时才清理干净，蒸饭、做菜、炒冬米、熬麦芽糖，一个锅能做很多事，掌勺的永远是邹茶英女士。
我听说邹茶英女士嫁过来时，新婚夜痛哭了一整夜，起因是华尚清同志连对红烛也没买，只在白蜡烛之外裹了一层红纸，被她发现，知道这家日子难过，红烛的钱也舍不得花。
我家祖上阔过，不然也建不起大屋，但到我太爷爷——也就是华尚清同志的父亲那一辈，已经衰败的不成样，竟至于要出门乞讨，家里什么也没有，只剩一个屋，我太爷爷直到四十岁才讨得邻村的一个寡妇，即我的太奶奶，马不停蹄地生了三个儿子，所幸儿子们都在壮年取上了媳妇，没有打光棍。
老三华尚清同志二十三岁时应征入伍，正式入伍之前，我太爷爷拿出家中仅存的五枚袁大头，熔成一只银镯子，作为聘礼，为华尚清同志取了一位山里的姑娘，即邹茶英女士。
山路崎岖，送亲只能靠走，新娘也不例外，邹茶英女士走了二十多里山路，走得脚打软，才到村口，那时候是冬天，天冷，快要下雪，空气干爽甘甜，远远看见迎亲的人十几个，冻得缩手缩脚，蜷在村口等着，接到新娘，一哄而上，用板凳撘起来的轿子，将新娘抬去家中。
“只摆了三桌酒。”邹茶英女士说，她到现在还忿忿不平，“嫁过来就知道要受苦。”
新婚未几日，华尚清同志离家入伍，远赴南昌，一去六年，除去每年回家固定的探亲假，几乎不在家中。邹茶英女士一个十四岁少女，丈夫不在身边，上有公婆叔嫂，孤身一人，只能在夹缝里生活。那时候实行人 民公 社制度，要劳动赚工分，兑换饮食日用，她和其他人一起上田，因怕家人说她吃白饭，所以拼命的做，一个男人做多少，她就做多少，平常还不觉得甚苦，到了双抢的时候，抢种抢收，割禾插秧，几乎睡在地里，她一个人要出两个人的力，记工分时，大队只给她记三分，她急得不行，跑去生产大队里闹，直到人家耐不过，给她改成六分。
叔叔嫂嫂要分家，在外面造新屋，在家的时间少，渐渐把家务推给她，挑水洗衣做饭她一个人包圆，累得眼也睁不开，饭却吃不饱，个头就不长了，只有一米四出头。
“你太奶奶一直嫌我矮，我是被榨干了。”邹茶英女士说。
其实那时候饥荒开始了，只是这一带土地肥沃，没有苦得完全吃不上饭，但已有了迹象：一样的工分，兑成的票子却少了许多，一大大家子吃饭，算下来，顿顿只能吃七八分饱，才不至于一点余粮也没有，种田苦，饭量大，吃不饱，不几日腿就发软。
安徽跑出不少人来要饭，许多就走到我们家这边，其中大部分是老人，这些老人不指望能回家，已准备好饿死他乡，给子女减少负担，他们一家一户地敲门，讨些剩饭剩菜，运气好时也能要到一把米。
有个“瘦脱了相”的老人敲开了我家的门，请她给口饭吃，邹茶英女士见不得可怜人，从自家米缸仅剩的一点米里，抓了半把给这位老人，结果这事不知怎么被太奶奶知道了，抓着她狠打，用扁担抽，怎么求饶也不肯放。
邹茶英女士讲起此事，眼泛泪光，此时冬米已经炒熟，米香四溢，她说：你们这一代人不会再捱那样的打了，那太痛了，以前的半把米，你们不知道多珍贵。
我点头，说感同身受太虚伪，因为我永远不会捱那样的饿，也永远不会捱那样的打，自然永远不会知道半把米的珍贵。
被打之后，邹茶英女士不服，到底年少脾气大，心里怨恨——我做了这么多的事，这半把米就当赚来也不行吗，为什么要这样下狠手打？她确实做很多事，上工、种菜、挑水、洗衣、拾猪粪、挖野菜、挖山薯，还要煮一大家子的饭，一早晚都在忙活、不得空闲，丈夫不在身边，心里憋闷委屈。她越想越气，急性子一上来，趁着厨房没人，搬来一块大石头，往锅里一砸，哐当，大铁锅碎成七八片。
以前的锅是砌进灶台里的，这一碎，要重新去买锅重新砌灶，家里好几天都不能开火，全都要饿肚子，所以砸锅这事，有散伙的意思。太奶奶还要打，跑去抽扁担，太爷爷心疼小姑娘，拦住了，说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呢，这孩子来我们家也没过过好日子，以后别打了，后来果然没再打过。邹茶英女士现在说起我太爷爷，口气中依然充满感激。
砸锅这件事，她后来又做了好多次，怒气冲头就砸，全家老小跟着挨饿，一直到我长到七八岁时，她和华尚清同志置气，还砸过一次，不过那时候已有了电饭煲，砸锅这事渐渐只是一种象征——她就靠着这个宣示主权。
华尚清同志当兵第三年，邹茶英女士去南昌探望。那时候没有手机，自然不是现在打个电话、发条信息的方便，她只是收到华尚清同志的一封信件，信里还有一张汇票和一张他的照片，信里简略地写着让她坐某次列车，某日某时到南昌火车站出站口，他在那里候她。她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没有出过小城，没坐过汽车，也没坐过火车，数百公里外的南昌对她而言是天一样远的地方，陌生而神秘，但她立刻就让人给他回信，告诉他，自己将如约而至。
我不相信十七岁的邹茶英女士对华尚清同志有什么深刻的爱情，毕竟他们只是相处过极短的时间，余下的时间似乎都用以发酵思念。
她对那次远行的记忆非常清晰，讲述时生动异常：
我太爷爷怕小姑娘没有出过远门，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会害怕，想找个人陪她一起去，邹茶英女士回绝了，一个女人去见她的丈夫，有什么好怕的，她一点都不怕，心里只有期待和快活。到了约定的日子，她天没亮就起床了，先走了三十多里公路到达县城火车站，坐上火车，七八个小时之后到达南昌。
下车后，邹茶英女士觉得晕了头，好多人，哎呀，乱糟糟，车站的指示牌一个也看不懂，不知道哪个方向才是出站口，想要问问工作人员，土话对普通话，谁也听不懂谁。好容易跟着人群摸到出站口，见一个穿着军装的大高个男人站得笔挺，就是华尚清同志，可是太久没见，又不敢确定，过了半天，才怯生生上前。
两年多艰苦的劳作之后，她皮肤晒得黝黑，肩膀也塌了，走路驼着背，再加上衣着陈旧，没有一点少女的鲜活，在人群中显得尤其小，尤其容易丢失。华尚清同志接到她很高兴，带着她去逛了青山湖、人民公园和八一广场，请她上国营饭店吃饭，城市很大，道路开阔，一个广场就比一个村庄的地界还大，花花绿绿看不过来。
她一直说青山湖里的小亭子好看，不知道还在不在。我后来上大学在南昌，邹茶英女士来看我，我特意陪她去青山湖逛，我们在人民公园里吃午饭，她说，小亭子好几个，她已忘了是哪个好看。
从南昌探亲回来后，邹茶英女士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受文盲之苦，不识字的人睁着眼睛瞎，一生只在泥土里挣扎，去了城市，才知道这天地如此开阔，村庄不过指甲盖大，孩子们要比她和华尚清同志都走得更远才行。那时候她心里已经发誓，以后不管多苦多累，也要供自己家的孩子上学，至于上学除了识字之外，究竟有多大用处，她一点概念也没有。
邹茶英女士是我所认识的最倔强的人之一，立下的誓言都会兑现。
华尚清同志退伍后，分配到矿务局下属的国营煤矿工作，做了一枚会计。他一周五天在矿上，周末两天骑自行车返家务农，一个月工资十八元，起初的日子还不算太难过，但随着孩子一个接一个的出世，日子越发捉襟见肘，一分钱巴不得掰成两半花，饶是如此，依然难以过活。
华尚清同志的两位兄长已经搬出，自立门户，祖宅里只剩了小夫妻俩和我太爷爷太奶奶，两位老人是他们送走的。
饥荒结束了，饥饿却一直盘踞在这个家中，不肯离去。
邹茶英女士频频提及“烧红锅”，这个词的意思是——锅里不下油，直接将蔬菜放到锅里炒熟。这样的食物与美味无关，只用于果腹，一家人吃着没有油水的饭菜，只好一直用腌制的辣椒佐食，刺激味蕾，在艰难的日子里，别无选择。
我太爷爷终生未得饱食，邹茶英女士说他死前一直念叨说要吃肉，不肯吃饭，华尚清同志用数斗米跟人换了半斤咸腌肉，在灶台里炖得熟烂，喂了一点给我太爷爷吃，太爷爷说，好吃，怎么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可惜这辈子吃得太少。我太爷爷吃光这碗肉，当夜就去世了。过了没多久，我太奶奶也走了。邹茶英女士对我说，可惜你没见过你太爷爷太奶奶，你要听穷的故事，他们知道的多。
在公社时代的末期，邹茶英在家里偷偷养过一只猪，其实那时公社已名存实亡，她还是担心有人告发，就把猪养在厢房里，每天天未亮就去田畈上打草喂猪，养到一岁半，半夜杀了，由华尚清同志用独轮车运到市场上偷偷卖掉，家里留了半只猪头，连吃了四五日的辣椒炒猪头肉，吃到后来，猪肉都臭了，可一家人还是吃得很开心。这件事情不止邹茶英女士对我说过，华尚清同志、我的父亲、我的叔叔也都提起过，因为太难得了，这一口肉鲜，在饥饿的日子里太难忘。
烧红锅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邹茶英的长子——即我父亲读初中，他在学校住宿，每个星期回一次家，邹茶英女士每次为他准备一罐盐腌辣椒，带去学校，用于下饭。有一次，盐放少了，里面的辣椒两天就坏了，我父亲正值长身体的年纪，胃口大，没有油水的饭菜实在不堪忍受，吵着饿，要吃肉，邹茶英女士横眉冷眼地对他说，没有钱，想吃，自己去买。亏得我父亲聪明，自己做了一杆钓竿，每次回家，先去钓几条鱼拎回家。
邹茶英女士的三子二女全都被送进了学校，她和华尚清同志尽全力让他们读书升学，从未因为贫穷而阻拦他们。她的子女并非个个成材，除了大儿子考上大学，二儿子考上中专之外，其余几位都在中考或高考失利后即参加工作。
八六年以前没有义务教育，邹茶英女士的三儿二女的年龄相差只在两三岁间，有那么几年，她需要同时交纳四五人的学费以及生活费，这笔钱像山一样压在这个家的上头，华尚清同志的那点工资根本不够瓜分，而邹茶英女士生性好强爱面子，从不肯向人借钱，她只好养猪来贴补家用，也逼着孩子们在学习之余尽可能地劳作。我父亲对我说，那时候拾猪粪肥田，邹茶英女士每天赶早将家中几个孩子叫醒，每个人饿着肚子，提一个篮子，在村里游荡，拾够一篮猪粪才能吃早饭。
现在邹茶英女士总是说，我父亲最让她省心，仅止于他这个人读书上进，不要家人催逼，但她却因他萌生过死的念头。
那是初中升学考试后，我父亲考得不错，可以读师范（以前师范和中专的分数线比高中高），邹茶英女士太高兴了，读师范有补贴，可以不交学费，三年之后就可以分配工作，当个老师，端上铁饭碗。大儿子一旦工作，家里的生活就不会这么紧张，日子也能松适一点。可是大儿子对她说，他要继续读高中，再考大学。
邹茶英女士当然不允，眼前就是好日子，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放过，我父亲那时候脾气也犟得很，放了几句狠话，离家出走，几天几夜不见人影，不知哪里去了，华尚清同志便说：你就让他去读高中吧，大不了再苦几年，你不让他读高中，他恨你一辈子。
邹茶英女士说：你爸爸说后悔生在穷人家，这话我一听就急，那时候哪家不穷，家家四五个小孩，哪一个像我们家这样个个读书。我让他不要去念书了，以后跟着你爷爷下地干活，也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穷、真正的苦。真的没钱，你爸爸要逼死我。
她被我父亲的话刺痛，满心委屈，又生出绝望，那一笔高中的学费要从哪里筹出来？去借，又拉不下脸；不借，我父亲以后要恨她一辈子，三年高中之后，真考上了大学，又怎么样，要供到何年何月，后来的几个孩子也要读大学，那可怎么办，哪里供得起？没完没了。
这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就差喝农药——她又把锅砸了，带着玉石俱焚的心情——一起饿死吧，这个家散了吧，撑不下去了。
后来是我姨奶奶知道这件事情，特地送了钱来，虽然数目不多，总算是度过了难关。华尚清同志去镇上买了新锅，砌进灶台，日子又盘活起来，熬过了那一次，后来其他孩子读高中，竟也扛下来了。
现在说起来，总觉得小题大做，但我所知，农村妇女的自杀率高，自杀的理由往往听来滑稽，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你根本不知她们身处何种境地，不知那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邹茶英女士，走过艰难岁月的人，现在家人欢聚，偶尔也忆苦思甜，说一点从前的事，华尚清同志说：“通个村庄，你奶奶喜欢砸锅是出了名的，总是喊着‘不过了’‘散伙’，喊几声之后，又后悔，心疼锅钱，散了这么多年，也没散掉。”家里人笑，大家族，四世同堂，近二十人，笑声快把屋顶掀了，邹茶英女士被笑得怪不好意思。
邹茶英女士爱金子，认为只有金子才气派，房子车子都不如金子，这两年她的最大爱好就是给孙辈的人打大金戒指，俗称“老板戒”，我嫌丑，不肯要，今年她说无论如何也要给我，“女孩家家的，怎么这么素，一点金也不戴，不像话，日子要有一点奔头，戴个老板戒指，当大老板”，话说到这里，我便应允了。我蓦然想起，她一直戴一对金耳环，从来没有摘下来过，不知那是不是她的奔头，又不知她的奔头实现了没有。
记于丁酉年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