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工作室好诗的标准
新诗产生至今已经百年，它的成败众说纷纭，有像季羡林或者林贤治那样对新诗整个地或者某个阶段质疑的，也有众多支持观点的。新诗生长处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和现代西方诗歌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的影响之下，它在百年之中不断自我更新，成为当代文学中最具多样性的写作样式。但同时，不仅读者，甚至诗人自己也同样困惑于究竟怎样的诗是好诗，好诗的标准是什么？这已经成为广大读者所关心的，也是诗歌界内部争论与焦虑多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期“诗歌论坛”刊登的是当代的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1.新诗到底有没有标准？
新诗到底有没有一个评判标准？与古体诗不同，因为其相对自由的文体特征，它在写作体例上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又因其写作风格上的多变，再加上现代性的多重因素加诸其上，在接受与评判上又造成了各种疑惑。
朵 渔：现在大家都在普遍焦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意思？从词源学的意义上看，标，《说文》段注：木杪末也。古谓木末曰本标，又引伸为标举。准，段注：平也。谓水之平也。天下莫平于水。水平谓之准。因之制平物之器亦谓之准。《汉志》：绳直生准。准者，所以揆平取正是也。因之凡平均皆谓之准。新诗需要“标举”一个如水之平、如绳之直的“制平之物”吗？朵渔认为没必要。与其说需要一个标准，不如说需要一种诗歌教养，教养有了，一种自我标准也就自然生成了。“标准”的焦虑源于评判和接受之难，谁都希望将“标准”握在自己手中，用一把自制的美学尺子去衡量天下，但环肥燕瘦、楚王好细腰的事情，怎好拿自己的尺子去量？如果将这把美学的尺子交给大众，诗歌会不会就此窒息而亡？当然我认为还是存在一种“行业标准”的，这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某种共识。张木匠被甲夸上天，被乙贬入地，这样的事情也会在诗歌行会中出现，但大多数时候这不是一种美学失察，而是道德事故。事实上古诗也难说就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诗式》《诗品》《文心雕龙》，也仅从风格上评判。《诗品》用“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方式论诗，也并没有提出一个“标准”，倒是对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之类的主张提出了批评。当代人对新诗有一种“标准焦虑”，苦于“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希望能像“诗三百”那样，能一言以蔽之。但“诗三百”也就是“思无邪”而已，哪是什么标准。
树 才：朵渔用“标准”一词转换为“诗歌教养”，更新了我们对“标准”的认知，我非常赞同。他很担心以固定化的“标准”来衡量诗歌创作的成败，这不符合我们多年写作的经验。朵渔把“标准”转化为“教养”，其实就是转化成一种“内部的说辞”，或者说是一种“行业标准”，是符合实际的，我们写这么多年，肯定有一个内心暗暗的可以称之为标准的东西在帮助我们判断。标准有，但由于它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每个人的写作经验和信念不同，所以每个人之间的标准都有差异，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能形成。因为“标准”一词过于理性，也过于武断，用这些教条的东西去判断诗歌创作，会造成某种强权或遮蔽。因此，这个“标准”存在于诗人的内心，它一定是滑动的，而非僵化的；它更像是一种“诗歌教养”，而非“诗歌教条”。所以它确实就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标准”，而是非标准意义上的“标准”。
樊 子：“非标准的标准”还是不是一种“标准”呢？这的确是一个悖论。不能把诗歌的标准视为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尺子”，诗歌的标准更多要靠个人的阅读经验和素质。我们对一首诗的判断，来自我们个人阅读和经验的支持，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衡量一首诗的内在尺度。但它不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定义，而是涵盖了哲学的、宗教的、美学的、历史的、心理的等方方面面的一个综合尺度。
黄礼孩：诗歌的评判标准还是有的，但它是建立在“内心真正的认知以及排除其它杂音”的基础之上的。我曾为某个诗歌奖做评委，最后发现大家所评出的获奖作品基本上还是一致的，说明大家还是有一个相对趋同的认知标准，这更像是一种“行业标准”，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某种共识。当然，如果掺杂进太多世俗的猫腻，也会出现评判不公的问题，就像之前朵渔说的，这不是一种美学失察，而是道德事故。
唐不遇：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好诗的标准肯定是有的，至少有一个个人写作的方向和风格认同。但这种个人写作标准又是经常变动的，写完一首诗，改来改去，最后竟改回到原点，也是经常的事情。另外，新诗还是有些比较宽泛的技术标准的，比如是否具有现代性，表达手法上是否有创造性，是新鲜还是陈旧等等。这些标准都不是一种僵化的标准，更像是一把软尺子。
泉 子：标准还是有的，但必须认识到标准的局限性，因为诗是一个无限的东西，标准是有限的，用有限的东西去量无限的东西，它是几乎不可能的。
唐不遇：我觉得谈标准像谈一个陷阱一样。
耿占春：好诗的标准有它的悖论性，我们通常承认一种好诗的典范是真实存在的，它构成了某种标准，这种标准对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又确实不能言说的。比如，在对诗歌的判断上，我们会公认杜甫是典范，但同样我们也欣赏陶渊明，他完全不一样。这种悖论性，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里也讨论过，康德一方面认为趣味不可争辩，但同时也承认感知存在共通性。这种深刻的悖论性的存在，也使我们对诗歌标准的讨论陷入了某种纠缠不清的漩涡。
刘海星：对诗歌标准的讨论，与其说它是陷阱，其实也表达了一种认知的有限与艺术的无限性的对立统一，这个悖论的解决一定要通过某种辩证制度的建立，既要基于个体经验和教养，也要尊重艺术规律和问题本身的合法性。任何偏于一端的判断，都会造成狭隘、遮蔽和话语霸权。
2.是谁在向诗歌要求一个标准？
既然说标准是一种暗含的、带有悖论性的概念，它更像是一种行业内的默契。如果诗歌共同体能够达成这样一种默契，标准的焦虑就不复存在。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谁在向新诗要求一个“标准”？标准的合法性何在？也就是说，我们基于什么理由提出“标准”这个话题？我们为什么要给新诗安一个标准？
朵 渔：新诗曾经存在过一种标准，那就是政治标准。现在，“政治正确”已不足以成为标准。行业内的默契使“标准”看起来更像一种时代性的主流的审美价值观。但如果将这种行业标准交给大众来评判，也许就更接近标准的原意。其实诗歌共同体并不需要一个标准，需要标准的是大众，大众在向诗人要求一个标准。如果把评判的尺度交给大众，那么，诗歌艺术是否就离死亡更近一些了？因此我更愿意把“标准”概念换成“教养”，这个教养既是艺术共同体的教养，同时也是大众的艺术教养，它就可以有一种共通性，而不是单方面的向艺术要求一个标准。
黄礼孩：“标准”这个大词已经被用烂了。如果标准存在的话，首先来自于专业性，也就是诗歌共同体；其次，诗歌标准的合法性基于整个人类文明普世价值观和人性中的共通性。
樊 子：我比较赞同黄礼孩的“人类共通性”的观念，从《诗经》到“诸子百家”再到盛唐宋元，诗歌无论如何流变，那种诗性的核心并没有变化，这就说明一个人类心灵的共通性存在，这也是诗歌标准合法性的基础。
唐不遇：朵渔将“标准”置换为“教养”只是针对公众而言，实际上对诗歌的认知，在公众中有高有低，正是那种对诗歌鉴赏力较低的受众，才需要树立一种标准。当诗歌的标准成为一种教养的时候，正是标准隐退之时。也就是说，诗歌标准的形成肯定源于阅读中所形成的共知，我们探讨什么是好诗，实际上也是为了让公众通过阅读形成对好诗的认识。我们谈论诗歌标准的合法性，就在于我们比公众更有经验一些，通过我们的经验来向公众提出一些多元化的认知，把一些好诗选出来提供给公众，公众通过阅读这些好诗，他自然会形成某种有效性的认识。我想起有次诗歌活动，下面一个观众站起来说：“汪国真就是伟大的诗人。”这个的时候，你心里很强烈的想树立起一种标准，但这也不是一个非常独裁的专断，只是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我们希望对诗隐含的标准至少能够从古至今形成对好诗的真正认识，或者真正的好诗能够让更多的人读到。
刘海星：谈起新诗标准合法性这个问题，我回想起了四年前去伊朗的经历。我一共两次去伊朗，让我很震惊的是，伊朗修了很多历史上伟大诗人的墓，普通家庭都会到那些墓地去祭拜，这在其他国家很难看到。后来我又查了很多资料，在历史上，伊朗把诗人放在哲人的地位上，在排序上，国王下面就是诗人，然后才是各位大臣，所以他们把诗人命名为‘可以解读上帝的’类似神的存在。这就说明，诗歌标准的合法性来自于我们人类情感的共通性，来自我们最深刻的生存经验。只是到了当代，随着随着各种艺术观念的产生，流派和风格的多样化，使“标准”变得乱花渐欲迷人眼了。
泉 子：刚才海星说的在伊朗的这个经验，其实与我们东方的经验是一致的，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是“诗”和“巫”相通的，它其实是悟道求真的通道，只不过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真理和道被遮蔽了，而诗歌正是指引我们对世道人心、人世秩序、道德重建的工具。朵渔更强调“专业的标准”，而不是“大众标准”，可能有人会认为朵渔对大众的整体审美能力、理解力感到不满，但我认为，诗可能不仅仅是专业性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它最终是一个通道，引领我们回到世道人心，能够唤醒人类良知和审美本能。
耿占春：无论是站在神秘的传递者还是人类社会的自我理解、自我言说的层面上，这个讨论还是把诗歌放在了一个自我认知、自我理解、自我教化这样一个层面上。在中国传统“六经”里面，诗教是最没有固定标准的，不像礼乐规定得那么具体。但自秦汉以后，对后世发生作用最大的的恰恰是诗教，只有诗教是一直有效的。朵渔提到如何回应大众对诗歌标准的要求问题，事实上一个平庸的“标准”大家比较容易达成共识，较好的和较差的，都容易辨认，但在诗歌的顶端，观点最容易产生分化。所以这也是我们将来选诗时会遇到的问题，一看都认为好的，我们也认为好，一看都差的，技术都不过关，我们也会pass掉。关键是，那最好的是什么？这又回到我们讨论的个性化、个人风格上来。如果回到风格问题，什么样的风格是好？当然是对人类复杂情感的表述，对重要经验的表达等等。但什么是最复杂的情感？什么是最重要的经验？这是互相缠绕的问题，也是对我们认知能力的一个检验。这就是这个讨论有意思的地方，诗歌在人类文化中充当的功能注定了自由才是标准，诗，尤其是现代诗所体现的现代性，就在于它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就意味着自由，自由就意味着你的创造和想象就是标准，所以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诗存在的功能就是它是一种向人类内部的启蒙。启蒙运动可以在制度设计的层面上基本达成共识，几百年都有效，但诗是向内的启蒙，是对人类情感、人类经验的挖掘和表述。
树 才：我想起当时在非洲工地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发现还有所谓“非标产品”，我就想到了诗歌是否也应该有‘非标产品’，它强调了‘非’，但是又带出了某种‘标准’，当有新的需要时，就跟厂家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它的底价就比标准产品高出很多。在此意义上讨论“标准”，确实不如讨论“风格”，能找到更多的共通性。
3.与其讨论标准，不如讨论风格？
朵 渔：我们在讨论诗歌的标准问题时，谈到最后可能就是一种个人趣味，也就是个人风格问题，这两个话题在逻辑上有曲径通幽之处。标准不可谈，那么风格是可谈的吗？当你在跟诗人朋友聊天时你会发现，虽是朋友，但一谈到具体的诗人和风格，分歧还是巨大的。我跟自己的诗人朋友沈浩波聊天，两人各举几个自己喜欢的诗人，沈浩波举的几个，我觉得很一般，而我举的几个，沈浩波又觉得二流得很。但我们两人又可以就诗歌话题聊得热火朝天，在本质问题上又高度一致。坚持自己的风格，对诗人来说也许没有什么不好，很多写作者都是唯我独尊，往往走到最高处的时候，就更需要这样一种东西。但是它不能作为一种标准，当这种个人风格变成了一种话语权甚至是一种霸权的时候，就会造成偏狭和遮蔽。
树 才：我从不谈论自己的风格，我死之前我都不愿意谈论我的风格。风格是批评家的事情，就个人写作而言，风格是多变的，存在多种可能性的。朋友间的切磋是一种砥砺，哪怕彼此风格差异巨大。我与车前子之间的交流与讨论，我们的分歧就是我对所有的写作隐含一种意义，而老车要取消意义，所以要打碎和耦合，他的迷恋所在，正是我想放弃的，但因为两人是好朋友，所以即便有不理解和不喜欢，但我觉得真正的好朋友之间就是切磋，彼此增加了丰富性。互相吹捧我觉得完全不符合诗的真意。但具体到达成对好诗的共识，我还是建议对自己的风格稍稍收敛一下，而把对其它风格的辨认能力拿出来，这样才能做到更加公平和公正。
黄礼孩：风格是外界对个人写作的一种评判，有时又会造成一种先入为主的贴标签行为。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种纠结，我觉得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我了，我早已不写那样的东西了，但评论家们还将那种风格贴在我身上。这时候，风格就变成了一种障碍或局限。
唐不遇：即便讨论风格，也必须在隐含的标准之上去讨论，如果在隐含的标准之下就无所谓风格。风格确实比较多元的，多元化就需要一个包容的心态。另外，谈论风格，就不能脱离开具体的人，人与诗的分裂或统一，也是一个巨大的命题。古人讲诗如其人，讲修辞立其诚，如何辨认个人风格中的“诚与真”而不要被他的修辞或伪装所欺骗，也是个复杂的问题。
泉 子：风格和标准，可能就是一个有和无的关系。标准是不可说的部分，风格是我们能够说出的、可见的部分。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在写作的时候是没有风格可言的，风格是我们退到读者的角度去看的，风格是对我们自的一种审视。
刘海星：我们在评判诗歌的时候，更加注重“标准”，而非“风格”。标准就是好诗，在此基础上，风格则是多样的。“我们要呈现出这样一个东西，一百首好诗，应该是各种风格之下的好诗，不管它是口语诗还是意象诗，“好诗”是根本。
耿占春：当我们谈到风格和人的关系时，我们又不想受个人风格的局限，但风格又是一种高度自我统一。这种归类与抗拒的复杂性，大家都谈出来了，而且是隐含在标准的意义上来谈风格的，“所以对风格的质疑其实又回到了标准的多种可能性的讨论，回到了‘好诗’这样一个非常通俗的概念上，这确实是我们绕了一大圈又谈回了什么是‘好诗’”。
（本文系节选，由江离整理，全文将刊发在《诗江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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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诗到底有没有标准？
新诗到底有没有一个评判标准？与古体诗不同，因为其相对自由的文体特征，它在写作体例上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又因其写作风格上的多变，再加上现代性的多重因素加诸其上，在接受与评判上又造成了各种疑惑。
朵 渔：现在大家都在普遍焦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意思？从词源学的意义上看，标，《说文》段注：木杪末也。古谓木末曰本标，又引伸为标举。准，段注：平也。谓水之平也。天下莫平于水。水平谓之准。因之制平物之器亦谓之准。《汉志》：绳直生准。准者，所以揆平取正是也。因之凡平均皆谓之准。新诗需要“标举”一个如水之平、如绳之直的“制平之物”吗？朵渔认为没必要。与其说需要一个标准，不如说需要一种诗歌教养，教养有了，一种自我标准也就自然生成了。“标准”的焦虑源于评判和接受之难，谁都希望将“标准”握在自己手中，用一把自制的美学尺子去衡量天下，但环肥燕瘦、楚王好细腰的事情，怎好拿自己的尺子去量？如果将这把美学的尺子交给大众，诗歌会不会就此窒息而亡？当然我认为还是存在一种“行业标准”的，这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某种共识。张木匠被甲夸上天，被乙贬入地，这样的事情也会在诗歌行会中出现，但大多数时候这不是一种美学失察，而是道德事故。事实上古诗也难说就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诗式》《诗品》《文心雕龙》，也仅从风格上评判。《诗品》用“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方式论诗，也并没有提出一个“标准”，倒是对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之类的主张提出了批评。当代人对新诗有一种“标准焦虑”，苦于“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希望能像“诗三百”那样，能一言以蔽之。但“诗三百”也就是“思无邪”而已，哪是什么标准。
树 才：朵渔用“标准”一词转换为“诗歌教养”，更新了我们对“标准”的认知，我非常赞同。他很担心以固定化的“标准”来衡量诗歌创作的成败，这不符合我们多年写作的经验。朵渔把“标准”转化为“教养”，其实就是转化成一种“内部的说辞”，或者说是一种“行业标准”，是符合实际的，我们写这么多年，肯定有一个内心暗暗的可以称之为标准的东西在帮助我们判断。标准有，但由于它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每个人的写作经验和信念不同，所以每个人之间的标准都有差异，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能形成。因为“标准”一词过于理性，也过于武断，用这些教条的东西去判断诗歌创作，会造成某种强权或遮蔽。因此，这个“标准”存在于诗人的内心，它一定是滑动的，而非僵化的；它更像是一种“诗歌教养”，而非“诗歌教条”。所以它确实就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标准”，而是非标准意义上的“标准”。
樊 子：“非标准的标准”还是不是一种“标准”呢？这的确是一个悖论。不能把诗歌的标准视为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尺子”，诗歌的标准更多要靠个人的阅读经验和素质。我们对一首诗的判断，来自我们个人阅读和经验的支持，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衡量一首诗的内在尺度。但它不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定义，而是涵盖了哲学的、宗教的、美学的、历史的、心理的等方方面面的一个综合尺度。
黄礼孩：诗歌的评判标准还是有的，但它是建立在“内心真正的认知以及排除其它杂音”的基础之上的。我曾为某个诗歌奖做评委，最后发现大家所评出的获奖作品基本上还是一致的，说明大家还是有一个相对趋同的认知标准，这更像是一种“行业标准”，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某种共识。当然，如果掺杂进太多世俗的猫腻，也会出现评判不公的问题，就像之前朵渔说的，这不是一种美学失察，而是道德事故。
唐不遇：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好诗的标准肯定是有的，至少有一个个人写作的方向和风格认同。但这种个人写作标准又是经常变动的，写完一首诗，改来改去，最后竟改回到原点，也是经常的事情。另外，新诗还是有些比较宽泛的技术标准的，比如是否具有现代性，表达手法上是否有创造性，是新鲜还是陈旧等等。这些标准都不是一种僵化的标准，更像是一把软尺子。
泉 子：标准还是有的，但必须认识到标准的局限性，因为诗是一个无限的东西，标准是有限的，用有限的东西去量无限的东西，它是几乎不可能的。
唐不遇：我觉得谈标准像谈一个陷阱一样。
耿占春：好诗的标准有它的悖论性，我们通常承认一种好诗的典范是真实存在的，它构成了某种标准，这种标准对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又确实不能言说的。比如，在对诗歌的判断上，我们会公认杜甫是典范，但同样我们也欣赏陶渊明，他完全不一样。这种悖论性，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里也讨论过，康德一方面认为趣味不可争辩，但同时也承认感知存在共通性。这种深刻的悖论性的存在，也使我们对诗歌标准的讨论陷入了某种纠缠不清的漩涡。
刘海星：对诗歌标准的讨论，与其说它是陷阱，其实也表达了一种认知的有限与艺术的无限性的对立统一，这个悖论的解决一定要通过某种辩证制度的建立，既要基于个体经验和教养，也要尊重艺术规律和问题本身的合法性。任何偏于一端的判断，都会造成狭隘、遮蔽和话语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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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谁在向诗歌要求一个标准？
既然说标准是一种暗含的、带有悖论性的概念，它更像是一种行业内的默契。如果诗歌共同体能够达成这样一种默契，标准的焦虑就不复存在。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谁在向新诗要求一个“标准”？标准的合法性何在？也就是说，我们基于什么理由提出“标准”这个话题？我们为什么要给新诗安一个标准？
朵 渔：新诗曾经存在过一种标准，那就是政治标准。现在，“政治正确”已不足以成为标准。行业内的默契使“标准”看起来更像一种时代性的主流的审美价值观。但如果将这种行业标准交给大众来评判，也许就更接近标准的原意。其实诗歌共同体并不需要一个标准，需要标准的是大众，大众在向诗人要求一个标准。如果把评判的尺度交给大众，那么，诗歌艺术是否就离死亡更近一些了？因此我更愿意把“标准”概念换成“教养”，这个教养既是艺术共同体的教养，同时也是大众的艺术教养，它就可以有一种共通性，而不是单方面的向艺术要求一个标准。
黄礼孩：“标准”这个大词已经被用烂了。如果标准存在的话，首先来自于专业性，也就是诗歌共同体；其次，诗歌标准的合法性基于整个人类文明普世价值观和人性中的共通性。
樊 子：我比较赞同黄礼孩的“人类共通性”的观念，从《诗经》到“诸子百家”再到盛唐宋元，诗歌无论如何流变，那种诗性的核心并没有变化，这就说明一个人类心灵的共通性存在，这也是诗歌标准合法性的基础。
唐不遇：朵渔将“标准”置换为“教养”只是针对公众而言，实际上对诗歌的认知，在公众中有高有低，正是那种对诗歌鉴赏力较低的受众，才需要树立一种标准。当诗歌的标准成为一种教养的时候，正是标准隐退之时。也就是说，诗歌标准的形成肯定源于阅读中所形成的共知，我们探讨什么是好诗，实际上也是为了让公众通过阅读形成对好诗的认识。我们谈论诗歌标准的合法性，就在于我们比公众更有经验一些，通过我们的经验来向公众提出一些多元化的认知，把一些好诗选出来提供给公众，公众通过阅读这些好诗，他自然会形成某种有效性的认识。我想起有次诗歌活动，下面一个观众站起来说：“汪国真就是伟大的诗人。”这个的时候，你心里很强烈的想树立起一种标准，但这也不是一个非常独裁的专断，只是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我们希望对诗隐含的标准至少能够从古至今形成对好诗的真正认识，或者真正的好诗能够让更多的人读到。
刘海星：谈起新诗标准合法性这个问题，我回想起了四年前去伊朗的经历。我一共两次去伊朗，让我很震惊的是，伊朗修了很多历史上伟大诗人的墓，普通家庭都会到那些墓地去祭拜，这在其他国家很难看到。后来我又查了很多资料，在历史上，伊朗把诗人放在哲人的地位上，在排序上，国王下面就是诗人，然后才是各位大臣，所以他们把诗人命名为‘可以解读上帝的’类似神的存在。这就说明，诗歌标准的合法性来自于我们人类情感的共通性，来自我们最深刻的生存经验。只是到了当代，随着随着各种艺术观念的产生，流派和风格的多样化，使“标准”变得乱花渐欲迷人眼了。
泉 子：刚才海星说的在伊朗的这个经验，其实与我们东方的经验是一致的，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是“诗”和“巫”相通的，它其实是悟道求真的通道，只不过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真理和道被遮蔽了，而诗歌正是指引我们对世道人心、人世秩序、道德重建的工具。朵渔更强调“专业的标准”，而不是“大众标准”，可能有人会认为朵渔对大众的整体审美能力、理解力感到不满，但我认为，诗可能不仅仅是专业性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它最终是一个通道，引领我们回到世道人心，能够唤醒人类良知和审美本能。
耿占春：无论是站在神秘的传递者还是人类社会的自我理解、自我言说的层面上，这个讨论还是把诗歌放在了一个自我认知、自我理解、自我教化这样一个层面上。在中国传统“六经”里面，诗教是最没有固定标准的，不像礼乐规定得那么具体。但自秦汉以后，对后世发生作用最大的的恰恰是诗教，只有诗教是一直有效的。朵渔提到如何回应大众对诗歌标准的要求问题，事实上一个平庸的“标准”大家比较容易达成共识，较好的和较差的，都容易辨认，但在诗歌的顶端，观点最容易产生分化。所以这也是我们将来选诗时会遇到的问题，一看都认为好的，我们也认为好，一看都差的，技术都不过关，我们也会pass掉。关键是，那最好的是什么？这又回到我们讨论的个性化、个人风格上来。如果回到风格问题，什么样的风格是好？当然是对人类复杂情感的表述，对重要经验的表达等等。但什么是最复杂的情感？什么是最重要的经验？这是互相缠绕的问题，也是对我们认知能力的一个检验。这就是这个讨论有意思的地方，诗歌在人类文化中充当的功能注定了自由才是标准，诗，尤其是现代诗所体现的现代性，就在于它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就意味着自由，自由就意味着你的创造和想象就是标准，所以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诗存在的功能就是它是一种向人类内部的启蒙。启蒙运动可以在制度设计的层面上基本达成共识，几百年都有效，但诗是向内的启蒙，是对人类情感、人类经验的挖掘和表述。
树 才：我想起当时在非洲工地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发现还有所谓“非标产品”，我就想到了诗歌是否也应该有‘非标产品’，它强调了‘非’，但是又带出了某种‘标准’，当有新的需要时，就跟厂家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它的底价就比标准产品高出很多。在此意义上讨论“标准”，确实不如讨论“风格”，能找到更多的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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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其讨论标准，不如讨论风格？
朵 渔：我们在讨论诗歌的标准问题时，谈到最后可能就是一种个人趣味，也就是个人风格问题，这两个话题在逻辑上有曲径通幽之处。标准不可谈，那么风格是可谈的吗？当你在跟诗人朋友聊天时你会发现，虽是朋友，但一谈到具体的诗人和风格，分歧还是巨大的。我跟自己的诗人朋友沈浩波聊天，两人各举几个自己喜欢的诗人，沈浩波举的几个，我觉得很一般，而我举的几个，沈浩波又觉得二流得很。但我们两人又可以就诗歌话题聊得热火朝天，在本质问题上又高度一致。坚持自己的风格，对诗人来说也许没有什么不好，很多写作者都是唯我独尊，往往走到最高处的时候，就更需要这样一种东西。但是它不能作为一种标准，当这种个人风格变成了一种话语权甚至是一种霸权的时候，就会造成偏狭和遮蔽。
树 才：我从不谈论自己的风格，我死之前我都不愿意谈论我的风格。风格是批评家的事情，就个人写作而言，风格是多变的，存在多种可能性的。朋友间的切磋是一种砥砺，哪怕彼此风格差异巨大。我与车前子之间的交流与讨论，我们的分歧就是我对所有的写作隐含一种意义，而老车要取消意义，所以要打碎和耦合，他的迷恋所在，正是我想放弃的，但因为两人是好朋友，所以即便有不理解和不喜欢，但我觉得真正的好朋友之间就是切磋，彼此增加了丰富性。互相吹捧我觉得完全不符合诗的真意。但具体到达成对好诗的共识，我还是建议对自己的风格稍稍收敛一下，而把对其它风格的辨认能力拿出来，这样才能做到更加公平和公正。
黄礼孩：风格是外界对个人写作的一种评判，有时又会造成一种先入为主的贴标签行为。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种纠结，我觉得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我了，我早已不写那样的东西了，但评论家们还将那种风格贴在我身上。这时候，风格就变成了一种障碍或局限。
唐不遇：即便讨论风格，也必须在隐含的标准之上去讨论，如果在隐含的标准之下就无所谓风格。风格确实比较多元的，多元化就需要一个包容的心态。另外，谈论风格，就不能脱离开具体的人，人与诗的分裂或统一，也是一个巨大的命题。古人讲诗如其人，讲修辞立其诚，如何辨认个人风格中的“诚与真”而不要被他的修辞或伪装所欺骗，也是个复杂的问题。
泉 子：风格和标准，可能就是一个有和无的关系。标准是不可说的部分，风格是我们能够说出的、可见的部分。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在写作的时候是没有风格可言的，风格是我们退到读者的角度去看的，风格是对我们自的一种审视。
刘海星：我们在评判诗歌的时候，更加注重“标准”，而非“风格”。标准就是好诗，在此基础上，风格则是多样的。“我们要呈现出这样一个东西，一百首好诗，应该是各种风格之下的好诗，不管它是口语诗还是意象诗，“好诗”是根本。
耿占春：当我们谈到风格和人的关系时，我们又不想受个人风格的局限，但风格又是一种高度自我统一。这种归类与抗拒的复杂性，大家都谈出来了，而且是隐含在标准的意义上来谈风格的，“所以对风格的质疑其实又回到了标准的多种可能性的讨论，回到了‘好诗’这样一个非常通俗的概念上，这确实是我们绕了一大圈又谈回了什么是‘好诗’”。
（本文系节选，由江离整理，全文将刊发在《诗江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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